文彰还是文障

一、修辞以立诚

   

我曾经毫无恶意地问中文专业的研究生，什么是“语文”？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我猜想，言出吾口为“语”；让自己的“语”变得曲折且有纹理，就是“文”。

《易经》中讲“修辞以立诚”，与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25年》）的意思并不违拗，均认为修辞有利于传达思想。孔子的弟子子贡能言善辩，依照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苏秦张仪加在一起也未必能比得上子贡的口才。子贡甚至将“文”看作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标志性区别。有人问子贡说：“君子质而已，何以文为？”子贡居然回答说：“老虎、豹子的皮一旦没了文彩，那不就跟牛羊的皮一样了吗？”（《论语•颜渊》）可见儒家对“文”是何等重视。这种对“文”的重视不但表现在语言上，也表现在行为上。儒家用各种礼节来规范自己的视听言动，说得高雅是修身践形，说得直白，就是装模作样。

孔子自己对文饰的作用似乎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激励自己的弟子，要学文。还打比方告诉子路说，沟壑行潦之水，一旦长满水草，望去便郁郁葱葱，谁知道它到底源自何处、多深多浅啊！（《大戴礼记•劝学》）另一方面，当孔子占卜得到“贲卦”时，却怏怏不乐，因为贲卦表示文饰、“文章”。他认为“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质有余，不受饰也。”（《孔子家语•好生》）而贲卦的文饰显得过于花哨，黑白才是他心目中的正色。

若是老子来占卜，我估计会得一个地天泰卦，或者地山谦卦。而孔子推崇文质彬彬，得个贲卦，算是名至实归，没什么可遗憾的。后世推崇为“文宣王”，打头的还是一个“文”字，“宣”字更有意思，它会让我想起“宣传部长”。

二、文彰还是文障

语言的文采到底是有利于传达真实的思想，还是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讲过一个可笑的故事。楚王问田鸠说，墨家也算是当世显学，墨家弟子身体力行尚可，但《墨子》一书的文字读起来却不够巧妙动听。田鸠回答说，秦伯嫁女的事情你可听说过？秦伯要把女儿嫁给晋国公子，但他依照礼法，把陪嫁的媵妾打扮得花枝招展，女儿打扮得很朴实。结果，晋国人爱媵妾远胜过秦伯之女。接着田鸠又讲了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都是为了说明，文饰过盛，会以文害义。而墨子有先见之明，为了防止后人玩诵文辞而丢弃思想内涵，有意使文字变得朴实无华。

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孔子，都拒绝文字书写。依照德里达的看法，他们都对文字有着深深的不信任，他们意识到一切用来彰显意义的文字，同时也是遮蔽真意的障碍。

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铺》一文中提到了《斐德罗》篇中的一个故事。当埃及古神给埃及国王献上自己的发明，即文字，并说明文字能够医治健忘时，国王反驳说，发明和评价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因为发明者偏爱自己的发明，所以只看到了益处，而事实上，人们使用工具就会依赖工具；文字不是医治遗忘的良药，反倒是致人健忘的毒药；人们学会了阅读，思维的能力就受到损害；人们心中塞满了知识，却没有真正的智慧，因为知识是智慧的赝品。尼采在《真理与谎言之非道德论》一文中有类似的看法，感觉（sense）转化为知觉（perception），知觉转化为概念（conception），概念转化为声音（sound），声音又转化为文字（words）。文字是已经发生了多次转化的东西，怎么可能会传达出原汁原味的意义呢？真理怎么可能存在呢？德里达认为这种转化替补是十分危险的，它能够起到本末倒置的作用。

文学家明目张胆地说，自己的创作纯属虚构。作家编织谎言，读者却要因为阅读谎言而掏腰包。而哲学家是另一种骗子，他们宣称要兜售真理，结果却可能是比文学更加不可理喻的谎言。比如孟子，他接受了仁政，自然会主张性善论，而荀子兼容法治，自然会提出性恶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还是在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推演出了人性观。同理，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如同狼与狼之间一样危险。这种自然状态的理论与他倡导专制的“利维坦”思想，到底哪个是前因？哪个是后果？很有可能，他先接受了专制思想，而后炮制出了“自然状态”。而卢梭则相反，他厌恶专制，更为偏好民主，结果他笔下“自然状态”中的人就没有狼的野性，而是胆怯、善良、健忘。

因此，我时常怀疑哲学家的真诚，这种怀疑促使我得出了“两个凡是”：凡是需要努力的东西，都不真正值得珍惜；凡是能够证明的东西，都不真正值得信任。越是巧辩的文辞，越是让人生疑。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从原始宗教脱胎而来。因此，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身上都有巫婆神汉的影子，他们就像魔法师，徒手在空中一抓，就无中生有，造出了大自然原本没有的东西。汽车与手机之类的科学发明，就像爱国主义与恋母情结之类的词汇，一旦产生，就拥有了控制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强大力量。这些发明依旧很像“柏拉图的药”，能够医治疾病，也能够致人死命。

三、文字原罪

 

大学时，班上一个女生对我说，她很不喜欢我。我问为什么，她说是因为我说话太准确了。稀里糊涂地表述自己的思想是一门艺术，号称“委婉”。一旦把话说得太准确，就缺乏了弹性和伸缩性，会导致进退两难。因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歧义甚多，是一种极其美妙的事情。

但我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原罪。这要从犹太教《圣经》中“罪”的原意来分析，希伯来语 表示“箭没有射中靶子”。“靶子”就是目的，没有射中靶子的箭，就失去了箭的宗旨，这是箭的“罪”。如果语言没有成功表达思想，就相当于箭没有射中靶子，这是语言的“罪”。而象形文字，天生具有一种倾向，就是偏离自己的目标，言不达意。

这里边原因很多，我粗浅地认为，一是因为音，一是因为形。我搬着字典粗略数了一遍索引中的发音，加上一二三四声和轻声，汉语一共有1235个音，如果除以四，也就是300来个发音。用300个音表达天地间的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自然会有很多误解和歧义。我儿子总是问我这类问题：“爸爸，‘沙县小吃’的sha就是‘大鲨鱼’的sha吗？”我解释起来会非常困难。

其次是形，象形文字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采用所谓“取象比类”路子。举个例子，《周易》中的《说卦》最能说明问题。比如说“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从中可以看出，“坤”的取象标志着大地承载、包容、藏纳的功能。如果放到人身上，人的肚腹就是“坤”。肚子怎么又变成牛了呢？因为牛能够负重，具有承载的功能。难道马不能承载吗？马与牛相比，奔走致远的能力更为突出，所以“坤”不能是马。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说话就像僵尸一样，总是跳跃前进，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字一无是处，在占卜算命中，这种思维方式通常会很灵验。但若用来表达精确的思想，的确有着先天的不足。这种语言文字和这种思维方式，天生就敌视精确，天生就词不达意，具有“矢不中的”的原罪品质。我坚信，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破门而入，中国人再过一百万年，也捣鼓不出来西方的科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