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前，我将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也读了一遍，在以唐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为主线，追溯其发展源头，摸索其发展脉络，深切感受到唐代文学思想的缓慢发展和古典美学思想的相互撞击、融合和升华。
两本书都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个维度来探究文学思想的发展变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古典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之深。阅读的过程中有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思考点。
一、士人心态与文学思想的互证
唐代文学思想史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p430页）。人是思想的主体，把士人心态引入古代文学也是罗宗强先生阐述文学思想发展的特色，以士人心态为媒介，能够探索到更深层，更细微的文学思潮的变化，且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想可以互相印证，不仅可以看到社会背景和政局的变化引起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还能通过诗歌的创作和包含的思想论证士人心态的变化，从而论证其所在的社会背景。
比如在讨论刘禹锡的《咏史》时，谈到长庆四年《西塞山怀古》和宝历二年的《金陵怀古》，在短短两三年间写了很多首怀古诗，表现出时光流逝，人事变幻，繁华已去，景物犹在的感叹，能从诗人的诗中感受到贞元元和之际的多种改革热情的消退。诗人在政局中感受到中兴无望，所以讽喻和明道都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他还是有用世之心的，忠于朝廷，所以才会借古抒怀。“可以看出，咏史诗乃是士人从关心改革视野外箱着眼于民生疾苦，转为视野内向，抒发个人情怀，写身边琐事的过程中体现的一种思索个体人生哲理的现象。”（420-421页）
二、文学思想辩证地交替发展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一个重功利的文学思想与非功利，重文学特征，重抒情的文学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都是沿着重文学艺术特质展开，是文学与非文学不断区分，使文学不断走向自身的过程。
这一个时期承传两汉文论。从汉初的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到汉末逐渐出现较为强烈的抒情倾向。建安时期文学成为感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中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重个性、感情和欲望，正始时期把哲理引入文学，到两晋时期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缺乏激情却华美的文学。永嘉南渡之后文学的发展分为南北两支，北方发展缓慢，文学有复归的倾向，而南方在东晋时期文学与玄佛交融产生了哲理化倾向，到刘宋时期又从玄思转向了抒情，到了永明时期，又从抒情逐渐发展到装饰与娱乐方向上去。
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是相互融合，多元发展的，有重功利的，也有重娱乐的，但同时也有最健康的一方向，那就是尚自然，主风力的诗歌思想。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继承然后发展起来的。
隋代的文学思潮的主流仍是齐梁文风，南北朝文学思想缓慢融合，但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从唐代建立开始的。初唐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为盛唐文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从唐太宗和她的重臣们，到四杰在到陈子昂，在理论上把追求的几十年的理想文学明确地表述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是在创作上逐步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逐渐走向内容充实，感情基调昂扬壮大的过程。
可以看到文学的发展经过了一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像是从回旋到了建安时期重感情、有生命意识的风格上去，但又经过了不断地包容并蓄，有新的发展。
盛唐产生了具有发端无形、兴象玲珑，不可句诠的风格，文学创作也充满了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到了天宝后期，士人也开始从理想回到现实中唐时期的诗风变化也反映除了文学由重理想抒情向重功利的转变，产生了清冷凄美的大历诗风，也产生了中唐的怪奇古奥、平易晓畅的双峰对峙。这也是一次思潮的回旋。在贞元末至元和期间，出现了唐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一方面重功利的文学观充分发展，另一方面是革新的精神反映在作家对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上。“甘露之变”以后重功利思潮消退，文学又开始转向对艺术的追求，晚唐产生了深婉闳约而又细腻华美的心灵独白的诗风。这种潮流到五代有进一步发展，走向了主缘情重娱乐的道路上去。
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正好就像一个回旋。从反对齐梁绮艳的文风开始，回归到绮艳的文风上去。这种回旋往复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文学思潮是发展的，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三、文学思潮辩证发展中的一些观点的变迁
有一些主流的观点，如“缘情说”、“娱乐说”、“兴寄说”、“风骨说”等观点，都是在辩证地发展的。以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关于风骨的观念变化为例。
“风骨”一次本位汉魏品评任务的风神骨相所用，风骨这个概念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的发展经历了刘勰、钟嵘、陈子昂、殷潘诸家。
刘勰《文心雕龙》中将其作为文学评论的一个范畴，作为品评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标准，“风骨”是指“风力”和“骨鲠”，《文心雕龙· 风骨》:“蔚彼风力, 严此骨鲠”。“风力”即指作品中体现出的感情感的力量，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说。“骨鲠”则指作品中的主要题材和思维逻辑结构，是理性的角度来说。
钟嵘论“风骨”，说曹植“骨气奇高”，说刘祯“仗气爱奇......真骨凌霜”，说曹操“甚有悲凉之句”，他的“骨气”着眼点在“气”。指作家的性情，和风骨论中的“风”所指相近。
唐人追求风骨，殷潘在《河岳英灵集》中之处不少诗人的作品有风骨，还把唐诗的发展过程概括为：“自箫氏以还，尤曾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自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他也以风骨为选诗的重要标准。但是唐人追求的风骨内涵有变化。
他们以建安为标榜，从“情感浓烈，壮大”这个角度来说，唐人与建安是相通的，他们讲风骨就是讲“壮思”，唐人继承了建安风骨浓烈壮大的感情，把其巨大的气势力量强调了，把构成建安风骨重要特色悲凉情调给扬弃了，代之以昂扬明朗的基调。同时这种强烈中壮大的感情也是具有鲜明的唐代的特色。
同时唐人追求的风骨和刘勰《文心雕龙》中风骨也有理论上的差异。刘勰认为，作为文学批评的概念，美学的要求，风与骨包含两个部分，各有侧重，风指强烈的感情感染力，鼓动力；骨则指义理的逻辑力，说服力。而盛唐诗人对于风骨的追求着眼点放在诗上，侧重点在情，而不在理。他们所言风骨，偏指风，所言骨，偏指气，“风”与“气”都是情的范畴，这是与刘勰的区别。
诗歌的思想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绮艳，这样一个回旋也是存在过个轨迹，一个是从反绮艳走向风骨，最后复归绮艳，这一轨迹以缘情说为基础，只是生活视野、写作题材和审美情趣和感情格调的变化。另一个则是从反绮艳走向写诗，发展到讽喻说表现出工具论（文学功利说），最后回归绮艳。双规交错相接。
另外从散文的发展角度去观察文学思想的发展变迁，也能看出散文与诗歌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同样体现在小说上。
综上，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学习让我逐步理清了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发现了研究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后期还会多结合作品进一步理解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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