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中国历史上文人是个很特殊的存在，自成体系，和当权者分分合合。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他们有的受不了官场束缚，游历江湖；有的饱受乱世之苦，体察民间疾苦；有的打通庙堂江湖，进退出处，卖炭翁和长恨歌齐头并进，堪称全活；有的当官就卖力做事，下野则用心作文，可谓荣辱不惊；有的处污浊之世而求变通，掘其泥而扬其波，奸诈谲诡， 靡所不为。
中国文人，信奉可杀不可辱的律令，从政自然先天不足；君子慎独、洁身自好的训诫，活着更难发达——文人混世，几多喜乐。一面是心中大悲，另一面则表现为混世多变。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以为必须有“混世”二字。混世之人，往往生存能力特别强大，知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如若不幸生活于夏桀的暴政时代，也只能去顺应它。混世文人知道处世当见机，不会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时代现实抗衡，而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民族，我们民族中最聪明的那一批人，更懂得“天下若有道，圣人则成就自己的事业；天下若无道，圣人则保全自己的性命。”
乱世里的混世文人，活在污浊浑水中，往往心藏盛世的大道，又懂得乱世的荒芜，人世的孤凉。博学才情里，自有民间市井的泼辣，所以亦正亦邪，出入三界。为人与文章，无才子的傲慢与偏见，多小人物的虚荣与惊喜，为衣食忧，为时局困，为情爱苦。混世者有一份生之坚韧，最穷不过要饭，不死总会出头，他们不会投水，不会触柱，他们全身远祸，他们三朝老臣，历劫而不倒。
自古以来，固然有追求气节的文人们前赴后继，“士可杀志不可辱”，“君子朋而不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君子不言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但更多的文人则是“通达之士”，讲求不凝滞于物，能与世推移，“世道污浊，则掘其泥而扬其波；世道清明，则濯吾缨而净吾身”。他们因时而化，与世沉浮，深得处世之精义。其中出入庙堂，道行最深不可测的那批精英，他们大怒，实际不怒，他们大哭，实际不悲；彼时露猴气，此时逞虎威。他们于喧嚣中寂然，于灾难中超然，于罪孽中坦然，不因亿万百姓呼天抢地而动容，不为几千万冤死者而自责。举国为之山呼，人神为之共愤，他们安安然、坦坦然、悠悠然。历史从来是“剩者为王”的，最后这些历劫不倒的“剩者”著书立说、传之名山，他们的通达混世的基因得以代代流传。
翻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我看到了多少混世文人，既有乡土朴拙，混杂了市井浮华，又有文人血脉，沾染上江湖匪气，既深得女人缘，是一个不折不扣多情种子，却又一生薄情寡义，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评价这些混世文人，既要超越人品道德，亦要超越才华。他们的芜杂生命，背后就是中国历史政治社会的全部复杂性所在，他们自成体系，又和周边的一切丝丝相连。他们自身便是一个乱世，执着于是非恩怨，执着于卑微琐事，柴米油盐，蹙眉浅笑，执着于一切小事而非大局。人生无常，诸行皆苦，于是，他们生出种种执着与流连。混世其实也是一种红尘眷恋。
常说文人凉薄，然而于我，却每每于这些浪子身上，见到一个荒瘠的乱世。以世俗之亲近、人间之名利、市井之浮滑、江湖之善变来解脱，确是个最最中国民间的法子，近乎无赖，却也青天白日，如歌如泣。他们知道人世有无数的意外，输赢都是无时无刻不确定的事情，作为一个赌徒在赌场里混迹，终有一天会输得一无所有，这是命中注定的，但他们还能卷土重来、起衰振颓，于物是人非中苟活，等待人生中再一次翻盘的机会。人到了一个关口，就变得灵魂浑浊。这些在中国时局中千锤百炼的精明人，也许也有暗处轻轻弹落的一颗清澈眼泪，不能说他们的悲伤都是虚假的，也会有兔死狐悲之时。他们年轻时那些同行兄弟，曾多么意气风发，却已强极则辱，早早出局，缺乏的只是像他们那样对人生的无赖气质，或因责任，或因名节，而倾向于短暂而灿烂，一死明志。
时下，混世哲学风靡神州，何也？如上所述，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因袭。在人生社会这个竞技场上，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或智取，或强攻，作伪忠臣，作真奸雄，作顺民，作无赖，作马屁精，作清高士，作侠客，赵高的鹿为马，李林甫的腹中剑，朱熹的圣崽拳，秦桧的莫须有，不一而足，其套路各各不同。只是，如果我们仍旧视交易为一切，则一切都将会失去；如果我们仍旧视名声金钱为一切，则人生不堪重负；而如果我们一直在交易，则我们终有一天会失败。在别人的赌场里，我们只是赌徒，难道以正直绳已，只有投江一条路？难道以向魔鬼耍无赖的心态，就能抗得过这一世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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