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整整过去四十年了！当年的那些青春年少的英俊战士们都已白发苍苍……
一九七九的那一年春季，是个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季节。我的许多战友，许多情同手足的兄弟，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地定格在祖国南疆那个炎热而湿润的季节里。
我叫陈鸣，是个北方城市的男孩。我的父亲是个老革命，从小我在部队的大院里成长，没少打过架，军人的孩子们，总是如此。
那个时候我和儿子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处身在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与我年纪相仿或稍大的伙伴们要不是早早地就穿上了军装，要不就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当我这个“落后分子”看着伙伴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教室里的同学也一天比一天少时，我和我那老爸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了。
然而，正当我万念俱灰时，天上掉下了一个大大的馅饼：那年冬季的某一天，老爸竟然破天荒地亲自送我去军分区参加当年的新兵入伍体检和考核，并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被保送到老爸的母校——保定炮校学习。当时我还骄傲地认为完全是因为自己良好的体能和出色的数学几何成绩的缘故，为此在一直看扁自己的老爸面前还着实抖了一把。现在回想起来，极有可能是我那正统而古板的老爸为我一生中走的唯一的一次后门。
但是，如愿穿上那身军装的自豪感和初到部队院校学习、生活的新鲜感很快就被打破。
那几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动荡和风雨飘摇的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文争武斗声尤在耳，敬爱的周总理就离开了我们，接着是唐山大地震，然后伟大的领袖也离开了我们。悲伤过后，心里感觉异常的、失去方向和主心骨的彷徨。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单是我，全中国的人民都感觉彷徨。每天专业理论和政治学习各一半，教员们也一样。除了上课外，大家相互间都不怎么说话。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炮兵科研机关担任技术参谋。
然而，部队的生活远没有想像中的刺激和精彩，每天重复着早晨出操，上午、下午上班，一、三、五晚上政治学习和讲评的单调和枯燥，宿舍、办公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完全不是电影小说和想像中的金戈铁马和激情洋溢。
这样枯燥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后，我开始在报纸、内部刊物和日常的政治学习中嗅到了一丝异常：报刊和领导们的报告中开始频繁提到我们南面那个曾经“同志加兄弟”的国家，这个我们宁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最好的大米，最好的武器援助给他们的国家开始对我们不怎么友好了，渐渐地其“不友好”行为由驱逐我侨民，发展到公开的边界挑衅，再到开枪开炮，后来竟是武装越界杀害我边境民众了。
倍感兴奋的我飞快地写信向几个要好的同学和伙伴报告我的发现，伙伴们的回信印证了我的判断，原来这帮“不安份分子”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异常。一个在一线野战部队服役的伙伴还偷偷地对我透露：他们部队已经开始有战士写血书要求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了。他自己也写了，不过血只挤出一点点，不够，大部分其实是用红墨水充数的。
我的内心充满了激情，异常地亢奋，对即将到来的战斗生活极端的憧憬。对于那个年代、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的我们来说，常年的耳濡目染，使得像英模们、父辈们一样去战斗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期待！
我自然不甘落后，于是我也写了一份鲜血+红墨水的血书请战了，要求组织调我去南疆一线部队。与此同时，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往积极多了，不但认真地加强专业技术业务能力，还一有空就往单位警卫连跑，和警卫连的新兵蛋子们一块儿摸爬滚打，跟老兵学习各种战术动作和操弄各种武器、枪械。
就是这年冬天的一天，科研所所长把我请去了，他先是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通：“你的请示我和政委都看了，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所长接着说：“现南疆一线部队急需一批年轻、有文化、懂专业而且军事素质好的干部，机关党委根据你的专长和请求，经研究决定调你到广州军区第42军124步兵师师属炮兵团担任作战参谋！”
我立即起立，敬礼并接过装有调令的牛皮信封： “谢谢首长！”
所长回礼后坐下，缓缓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他脸色凝重，幽幽的说： “谢我干什么？也许你的父母会因为这份调令而埋怨我一辈子。”他顿了一顿，正色面对我，又说： “可是，谁叫我们是军人呢！ 军人就应该去战场杀敌，流血牺牲，马革裹尸还！而这正是我们的本份！”
所长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深吸了一口冰凉而清新的空气，说： “42军可是个英雄的部队啊，他们的军长是我的老战友，是个很不错的同志。陈鸣同志：希望你到新部队后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你的所长，在战斗中得到锤炼！”
……
“ 首长，您好，请问您就是北京军区调来的陈参谋吗？”
几天后，在南方山区某个不知名的小站，一个秀气的18岁的瑶族小战士来接我，他叫武宏伟，是炮团警通连的一名通讯员。
在本人的强烈请求下，我这个团部机关的临时参谋也被“充实”到基层，到二营指挥连任职。炮团的临战气氛已经很浓了，战士们都在操练，警通连的军事训练在其副连长老鲁的带领下更是抓的如火如荼。
鲁副连长是个山东人，一脸的络腮胡，他原来是师属侦察连的连长，因为其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机关的一名政治干事，被下放炮团警通连担任副连长，他的军事技能极其过硬，很快我们这两个直来直去的北方汉子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战友。
炮团的二营长名叫石岩，也就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一张英俊的脸庞流露出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睿智，颇象电影明星硬派小生王心刚。刚到部队就听说过他了，人家可是师里最年轻的营长，技术标兵。要说在我们这个英雄炮团里有太多这样的行家里手，可二营长却让人想不服都不行。实弹射击的时候，二营长连计算尺和对数表都不用，只要观察员的坐标一出来，他马上就可以把射击诸元给报出来，比计算员快多了，而且每次都分毫不差，真神了！
我们所在的炮兵团是个师属炮兵团，下辖四个加农炮、迫击炮、火箭炮营，一般在师、军编制内遂行作战任务，给步兵部队提供火力支援。我们二营装备的是国产的60式122毫米加农炮，这是仿苏联D-70型加农炮的，该炮射程远，威力大，是当时我军陆军部队军、师级炮兵部队装备最多，技术最成熟可靠的大口径野战火炮之一。
1979年2月17日拂晓时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个野战军的27个战斗师和2个炮兵师共计30余万人，1万多门火炮、一千多辆坦克在云南广西两大战区面，在一千三百多公里的绵长的战线上，越过中越边境线对越南霸权当局实施了大规模的报复性的跨境自卫反击作战。
那天凌晨，42军当时所处的龙州边境那原本寂静的山野突然间地动山摇，一群群、一组组不同的炮弹，分别带着不同的声响，沿着不同的弹道，呼啸着越过边界，在国境线的那一侧炸成一片。
界河河畔，从我方一侧的草丛中、树林里突然冒出一队队的我军大量的士兵，那是午夜前就到位潜伏待命的我地面突击集群。步兵战士们在我炮火掩护下正争分夺秒地强渡界河，对岸残留的火力点不停地向我方倾泻着子弹和炮弹，子弹和炮弹在战士们的冲锋舟旁激起了阵阵水花。
随着战线的前移，我们的车队也紧随步兵部队快速通过便桥，驶向前方预定地域。空气中仍旧弥漫着草木、建筑物燃烧和炸药爆炸后刺鼻的烟味，透过北京吉普的车窗，我看见倒卧在草丛中、道路边的几具越军尸体，这里面还有一具是女尸，无数吸血的苍蝇嗡嗡的钉在女尸裸露的伤口上……。车队驶过田野，一头水牛倒卧在路旁的水田中，越方一侧的岗楼、营房、工事、碉堡、围栏等，全都被我军炮火轰的荡然无存。
车队的前方迎面走下来一队担架队，前面抬的是烈士们的遗体。虽然全部都蒙着白色的被单，但隔着鲜血渗透的被单，仍可以感觉的到被单下烈士那支离破碎的肢体。
我突然紧紧地拽住车门的把手，唯恐双手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直到这时我才确确实实地认识到：战争真的开始了，这不是演习！
很快就在当天，炮二营就有了伤亡，两名战士牺牲！一名通信兵被越南农妇扔来的手榴弹炸死；另一名哨兵在夜晚站岗时被偷偷摸上来的越军特工割喉而死！
第二天，炮队在逾越一片山林地区时遭到越军的伏击，炮车队和装甲坦克车队都动弹不得，鲁副连长和我主动请缨带着警通战士进行了反击，所幸这股越军人数并不多，只有约20-30人左右，通过分割包抄，我们很快就歼灭了这股敌军，继续上路了。
在攻打同登的306高地战役中，越军大量使用高射机枪对我冲锋战士进行平射，我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步兵干部、战士被机枪顿时打成几截，喷火兵的油囊被击中，烈焰腾空而起，其状惨不忍睹！而这时，我军的炮兵却由于计算的失误，未能覆盖住敌人的重火力，这时我急的豆大的汗珠滴在了地图上……我都可以想象得出，那些个戴着扁扁绿色盔帽的越军士兵机枪后面那一张张狰狞丑恶疯狂的嘴脸！
原因终于查明，那是我们手上地图标示的基准坐标有误。也难怪，我们使用的地图还是翻印二十多年前法国人留下的老皇历。
我刚把修正后的坐标报完，营长几乎是同一时间对着话筒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一群群的炮弹呼啸着掠过观察所的上空，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炸开。
营长双眼不离望远镜，一面观察炸点，一面指挥炮阵地修正射击诸元。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密集而猛烈的炮弹把越军阵地上的明暗碉堡、战壕、炮位、装备、人员等全部吞噬，整个306高地笼罩在一片火海中。
炮火延伸后，硝烟渐散，透过望远镜我们看到墨绿色丛林中那片被我炮击后裸露的红色土地格外刺眼，我军士兵分几路从不同的方向攻上了高地。
激战过后，我随步兵部队走上了激战后的306高地。高地上的树木植被已经全部荡然无存，被翻起的泥土呈血红色，倒塌的战壕，变成大土坑的地堡，支离破碎的枪支、装备和越军的肢体…….
眼前没有看见一座完整的越军工事，一件完整的越军装备和一具完整的越军尸体！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我们炮击后的战果。眼前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惊讶，惊讶自己手中武器的威力，惊讶战争的残酷。
不单是越军，我军的伤亡也很大。伤员们经包扎后大多已经后送，我们上来时正碰见支前民兵在装殓烈士遗体。
在敌人的轻重火力压制下，很多牺牲的干部、战士的遗体都已经不完整了，特别是被敌人的迫击炮和高平两用机枪击中的战士。越军大量装备的这种机枪只要中上一弹就足以让人身首异处，真的很惨烈。我亲眼看着几个民兵同志手执黑色的盛尸袋一件一件地在泥土、草丛中收集烈士那些残缺的躯体。当时的情形，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
3月5日，在我军攻克谅山后，中央军委下达了命令，我军的战役惩戒目的已经基本达成，现在开始有计划的将大量的部队撤回到国内，但各部所属的工兵却奉命在最后的时间段炸毁沿线所有有价值的越方军事目标以及经济目标。
因此，在我炮二营回撤途中，路途中不时会遇到我军的各工兵单位还在沿路埋设炸药。
就在我营即将回到国内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这个人穿着我军的军装，却没戴军帽，头上缠着纱布，他自称是55军163师工兵营一连指导员，他向我们打听有没有遇到他们的连队。
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这个指导员很失望，不停地唠叨着：“不会的，按计划应该早就到这儿啦。难道……” 那个指导员突然一头跪倒在我们营长面前，把我们都一下子搞懵了。
“首长，我们连一定是被敌人围住出不来了，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他们呀。求求你啦！”
原来他们这个工兵连奉命在谅山一线，待我军后卫部队的车队通过后立即炸毁全部的隧道、桥梁和涵洞，以破坏和迟滞越军的反扑。随着我军部队的逐渐后撤以及越军小股部队骚扰的不断加剧，这个指导员越来越感到害怕，他害怕被反扑的越军截断后路，害怕再也回不去，再也见不到他的老婆孩子了。所以，借着被爆破炸起的石片划了一下头部的机会，这个整天教导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的指导员自己却乘机搭乘过路兄弟部队的车辆跑掉了。
跑到这儿后，却又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怕被军事法庭审判，不敢再走了，守在这儿向所有经过的部队打听他自己所在连队的情况。
“你起来。”石营长冷冷地对那个指导员说。“我会将你的询问向上级反映，让上级查明你们连的情况。
很快，炮二营的电台联系上了55军工兵营一连的电台，对方喊话的是代理指挥的工兵一排杨排长，原来该连在指导员丢下战士自己跑路后，尾随而上的越军特工很快就包围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袭扰，此时工兵连长已经牺牲，副连长也身负重伤，只能由这名排长代行指挥，考虑突围对策。此刻的杨排长早已心急如焚，电台这一接通，就跟抓住根救命稻草似的，不断请求炮二营紧急救援！
而这时，二营的干部们针对此事却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并吵得不可开交，以警通连鲁副连长和我为代表的是坚决要去救援那些同志的，但有些干部却认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撤回到国内，保证二营这些大家伙装备的安全，救人是要救的，但不应该是我们去救，因为我们是二线炮兵部队，不是一线步兵部队，而且救援也不应该是42军的人去，应该尽快联系55军的人让他们去救……
这些干部的言论顿时把鲁副连长气的脸色发青青筋直暴嗷嗷叫，鲁副连长的意思是首先我部离这支工兵部队最近，当然应该我们去救，再说哪有革命同志见死不救的道理，说着说着他激动得爆起了粗口……
石营长立即制止了老鲁的出言不逊，他迅速做出决定，由他亲自带上我并带领警通联一半的战士去实施救援行动，而老鲁则和其他干部带队负责把装备和人员一个不缺的安全完整的送回到国内。另安排通讯人员继续联系55军，让他们也尽可能派出救援部队。
越军方面岂肯放弃这块到嘴的肥肉，他们又从南部紧急抽调了一个步兵团，目的就是要整建制吃掉我落在后方的55军工兵营一连。所以当我和营长带着战士赶去救援时，我们遭遇到的却是涌进山谷中如蝗虫般扭动的大量越军。石营长牺牲了，通讯员小武也牺牲了，工兵杨排长和我抱着机枪完全打疯了，后来我背着受了重伤的杨排长边打边撤，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
就在这最最危急的时刻，55军前来救援的一个步兵团赶到了，他们一边骂骂咧咧的诅咒着当前的这股越军，一边凶猛的开火，不但打退了敌人，还抓获了一批俘虏！
……
四十年过去了，我和老鲁重新回到早已是和平宁静的南疆的旧战场，2月份这里就已经是春意盎然了，木棉和众多不知名的小花在山野中迎风招展！是的，当年的春意也是这般灿烂的，而多少年轻的人们却永远消失在那一年春风沉醉的异国的青山翠谷中……那就是——1979年的春天！！！
本文内容全文节选自木燃的网络中篇小说《一九七九的那一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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