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何处

一

崔颢《黄鹤楼》有一句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昏时分登上黄鹤楼，看似是日暮的壮阔之景，本该豪言一曲，却反衬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只剩下强烈的被遗弃感，那恐怕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怆然而涕下”之外，更容易想到天下之大，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西晋太康末年——公元289年的一天，陆机、陆云两兄弟洛阳城外的郊野骑着两匹马，一前一后地朝前走着。二陆出身名门，外曾祖父为东吴孙策，祖父陆逊为三国名将，父陆抗曾任东吴大司马。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出兵灭了东吴，陆机、陆云被迫做了西晋的子民，本是显臣后代，却朝夕沦为敌国遗民。此等国仇家恨无法外发，于是内化，退居故里，闭门读书10年。

似乎走上仕途、求取功名成了二陆无法避免的命运，他们上路了，背着“亡国者”的隐痛上路了。此去背井离乡，早已注定了日后“八王之乱”的悲剧，而此时兄弟俩心里更多的是纠结复杂、忐忑不安。此后“二陆入洛，三张减价”，得张华赏识，文才盖世、仕途腾达，只是身在洛阳，而非华亭。恐怕陆机的《拟明月何皎皎》，并非只是沿袭原作，也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吧：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独守。”

远行洛阳，想家吗？想。回家吗？不回。置身异乡，多的是天高任我飞，多的是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而故乡呢，是“故国”，是苦读10的读书台，是不再的辉煌。所以只能努力置身异乡，只能成为一个不回家的流浪者。异乡的山水只会更加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烈的乡愁。乡愁越浓却越不敢回去，最终越不回去越是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对于远行者而言，自己梦中的家才是深刻意义上的家，现实的荒败，只是一个和家乡同名的地方。

 

二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虽说小昆山还未能与天柱山相提并论，可也有让人想在此处安家的魅力吧。“出玉”之昆冈古有白驹泉、玉光亭；相传白驹泉水清可鉴毛发，乡人掬水洗眵，可治目疾。乾隆帝曾密访昆山，在此系马饮水喂料，并在石板上书“白驹泉”三字，附诗一首：“铁笔点顽石，龙马饮玉泉，晶滢三尺水，照罢一身寒。”八角玉光亭，顶部用玉色石灰作材料，如道巾状，每瓣有榫口镶合，饰以花纹，可谓精美。只是再美的东西也抵不住世事变迁，玉光亭毁于清末，白驹泉也在反右的年代里默默陨落。后人只闻其名却无处凭吊，比美人迟暮更残忍。

本已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坟冢堆砌，今日之昆山，成了要买票的景点，先祖的坟地成了挡路的障碍，清末以来多有筑铁路迁祖坟的，如今筑山路迁祖坟的事也落在了自己头上。

稍稍读过书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会背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可他一生都在旅行，回乡并非一件难事，而是不愿回家，愿做流浪者。1934年，三十二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从北平返回湘西。阔别十八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重回故土的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没错，“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

 

三

如果家只是一屋一床，那何处不可为家。可偏偏在出走者的眼中，家就是自己心里、梦里的家，那是一种精神寄托，而和真正物质上的那个家已经相去甚远。

这是一个变迁的时代，年轻一代怀揣理想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社会的变革带来迁徙和远行，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回肠荡气。

沈从文回到北平，开始动笔写《边城》，那是一场关于一条河、一个女孩、一条狗的故事，更是一个漫长的梦。明知不可追溯，也要造梦，造一个梦中的过去。

像我这样的90后恐怕不会再唱像“我想有个家”这样过时的歌曲，我们甚至对家的定义都已经模糊，可我们依旧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园。多年来，我常常写关于故乡的文字，故乡在我的笔下愈描愈深，我也在追述那个梦里的家园，那个被美化过、被失望过、被怀念过的故乡。

从古代诗人到21世纪的年轻人，都在小昆山清寂的山道上反复想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家。而“家”这样的概念，渐渐变得熟悉而陌生，亲切而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