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年轻人告别法国的亲人，远渡重洋，来到古老贫穷的中国农村传教，长达半个多世纪再没有回过故土吗？这个人的名字叫阿纳托尔·盖斯丹，中国名字是丁鸣盛。大家都叫他“丁神父”。
半天的时间，我读完了买了好几个月今天才打开的这本书——《从今以后我叫丁》。这是丁神父在半个世纪里写给家人的书信集，译自法文版。我沉浸在丁神父的世界里，跟随丁神父朴实真挚的家书，走进了一百年前的那个世界。我似乎看到他在来中国的“太平洋号”上读书、就餐、聊天。我似乎也亲身经历了他在中国河北那极其糟糕的、布满深深车辄的乡间小路上经受的颠簸。我还看到他每到新年特别思念远在法国的家人时眼里的泪花。哦，还有他忙碌的身影也在我眼前浮现——从不间断地传教，探访教区居民，施行洗礼，管理学校，为学生们到处募款购买食物。合上书卷，仍唏嘘感叹，读书信的过程中几度鼻酸。
丁神父是家里七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男孩，父亲早逝，母亲靠开面包店把孩子们抚养大。这一家人非常相爱。可想而知，丁神父离别故土来到中国，他该有个怎样爱主的妈妈。这让我想起了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的妈妈，她起初拦阻他前往中国，她找到戴德生先生，要求他取消儿子的行程。不久她却改变心意，给戴德生先生写信说：“这条路已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每一个传教士的身后，都有一个这样敬虔的妈妈啊。她们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凭着信心把儿子献上。敬虔的妈妈养育了敬虔的后裔，从1907年11月丁神父34岁来中国，到1961年初89岁去世，丁神父在中国生活了55年，比他在故乡法国生活的时间都要长。他说：“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不信教，我会离开父母和朋友们，跑到万里之外去度过我的一生吗?”学汉语很难，为此他说：“相比之下，也许我宁愿到路边去干砸石头的活儿。可是为了让中国人信教，我还是决心学好汉语。”当教区归信天主教的人不断增加时，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为了上帝，我们会做得更好。无论如何，我将为此贡献出我的力量与一生。”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一生忠心事主，不看环境，总能以苦为乐。他常常得在风雨中或雪地里走上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去看望一个病人。有时坐车，有时骑马、骑骡子、骑驴！有时步行。他在书信里不止一次地说，亲爱的妈妈，除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在这里的生活，肯定比我在欧洲幸福。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是多么不同啊!凡以耶稣的心为心的人，他们在世上最大的使命就是广传福音，让更多灵魂归主让主的心意满足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在中国生活的两万多天，他的心已经与这片土地和其上的人民连在一起，他的胃也已成了中国人的胃，酷爱芝麻香油、豆腐、豆浆和皮蛋。他的教民非常爱他，他78岁退休回到驻地后，教民还走一百公里来看他，发现他在咳嗽，他们回去后专门给他做了一床厚被子，十天后再走一百公里来给他送被子。他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奉献给主和中国河北农村的人民，主也一直护佑他平安地度过了无数艰难的时光。
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和故乡的亲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来中国之前在“太平洋号”轮船上，他每天都给妈妈和其他家人写信。后来工作忙写得少了，但只要找到空就写几笔，从不间断。他对妈妈和其他亲人的爱流露在字里行间：“妈妈，可以说，我每到新年都更加爱你，也更加珍惜你对我的教养，我越来越体会到，为了我能够进入修士学院，你做出了牺牲；对你来说，最艰难的，是你同意我参加来中国的传教团。”妈妈去世后，他非常悲伤，因为在新年时，他不能再给妈妈寄去祝福了。他在信中说，希望全家人要像以前一样团结，不要停止聚会。他每天为家人们祈祷，是书信、回忆和祈祷让他们跨越时空相聚在一起。
对于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他有不尽的思念。然而他知道，他还有一个更美的、真正的故乡在等着他，他和妈妈将会在天上再相见。去世前三年，他在家书中写道：“走到了路的尽头，那里有美丽的天空，我们只有欢欣喜悦的理由。”
想起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29节里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主耶稣实在成就了祂的应许，因为我们失掉的东西，主就以自己来代替，这岂不是百倍千倍地报偿了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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