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尧
认识梁天，是大学时期很偶然的一次机遇，那个时候我还肩负着我们学校与高校传媒联盟联络人的名号，梁天恰好是高校传媒联盟的中层，来到我们学校做活动，介绍传媒联盟，培养新的校园媒体人。
很遗憾，大二的我并不懂得媒体人这三个字有多么大的责任，事实上，我到现在也没有太懂，而他似乎已经懂得了，带着满腔的热血，对着一群压根不想当记者的学生，汹涌澎湃地讲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人受到鼓励。哪怕是我。
之后再一次得知梁天的消息，是在毕业之后，他去了某家大媒体驻四川办事处，一天到晚都似乎在风风火火地采访，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稿子上过那个报纸。确实，这与他的实力无关，由于报纸只在那一个地方发行，内地很多新闻投过去了也没人采纳。没多久，他辞职了。说看破红尘，说白了，也就是看破了记者这个行当。
辞职之后，梁天开始了他计划已久的全国之旅，从四川出发，到西藏，到甘肃，到北京，到西安，到长沙，到香港，到台湾，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又回到西藏。我忘记了他旅行了多久，似乎在我实习到转正的那段时间，他的qq日志里，总是在不停地报道着自己所采访过的媒体人，地址也在不停地变化。他还碰上了香港的“占中”活动，一时热血澎湃，po了一大篇关于现场的报道，而受众也只有我们这些qq好友罢了。
最后，他回到了西藏，在干净地犹如画布的蓝天下，他接到了在北京采访的一位学姐的电话，学姐问他，“旅行结束了吗。”
他说：“结束了，在西藏休息。”
“恭喜。我就是想要告诉你，我快要结婚了。虽然不能再做媒体，但是我觉得平静地生活。是一个女人该有的生活姿态。”
忘了说，梁天此次全国旅行的目的，就是采访所有转行的媒体人，纪录热爱媒体却无法将理想付诸于实现的媒体人生存现状，最后集结出书，他还在北京的单向街书店里等到了他的偶像——许知远，问许知远他的理想是否能实现，他这样做又是否正确。可惜许知远回答的，只是几声宽容的笑。他没猜懂这意义，没猜懂他是不是可以从这笑声找到他是否也可以成为第二个许知远的答案。
学姐继续问：“在北京忘了问你。你的计划很宏伟，但是你以后总要面对结婚生子，你有积蓄结婚吗？这样的旅行，会不会耽误你的生活呢？
梁天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理想主义者终于面临了最现实的答案，你不攒点钱结婚生子吗？
他在日志里写，为什么明明自己想要做一件比结婚生子更伟大的事情，却最后还是被结婚生子这四个字打的一败涂地？
他想记录下媒体人生存现状，反思当下的媒体环境，他想看尽祖国的大千土地，记录属于每个地方的媒体故事。他想出书，想让这些文字让更多人看到，但是，出版社却以“受众面太小”为由拒绝了他的出版计划。
他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似乎并不需要他做什么。他只要结婚生子就好，只要平静生活就好，只要当一个creep就好。
往往这个时候，理想主义者就会散发光辉了，虽然出版社拒绝了出书，但他的书还是以某种方式发行，并热销，成为畅销作家。抱歉，这不是电影。最后的结局是，
前些日子，我听同事说，他去了某家网站，做起了新媒体。偶尔他还是会在日志里怀念旅行的日子，他说或许不久他又会计划一次旅行，管他的世俗生活。
可是那个时候，大家看他的眼光里已经没有羡慕和崇拜了，进入工作的我们看他的眼光只有惊讶、不解、感叹和遗憾。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生存状态。悲哀吗？我说过，悲哀的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本身，而是这个世界看待他们的眼光。
但我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并不想变成梁天。
也许对于理想，我们都更安于现状。理想只是不时扯一扯神经的一根皮筋，扯了会痛，痛了会想，想完了又继续生活。不过有理想主义总是好的，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底线，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最起码不能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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