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一定准确吗？——记忆重构实验

(转载 ) 新浪博客  二夭 

记忆一定准确吗？——记忆重构实验

你是否仔细思考过那些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呢？

比如说，那个每分每秒都被我们用到的记忆。

现代人常常把记忆类比成电脑的存储器，我们将那些重要的事情有意或无意的储存在里面，需要时再从中提取。那些 “被记得很清楚”的事情，我们很少怀疑它的准确性。但这些被记住的东西真的与我们输入电脑的那些照片、录像资料一样吗？浮现在我们脑中的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真的是你我当初看到的情景吗？

我们不妨先做个小测试。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在家吃饭的情景：包括你眼前的饭碗，饭桌上的菜肴，手中拿的筷子，还有周围的一切景物等等，并在你的脑中形成一幅画面……

那么现在，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这幅画面的“摄像机”机位在哪？它是不是像电影中拍下来的镜头一样，要么是从你身后角度拍摄到的，要么是侧面或前面？而事实上，画面的正中央应该是隐约的鼻梁，拿着筷子或食物的双手，就像捧着书的你此时此刻看到的情景一样——曾经经历过的情景已经同我们的过往的经验被大脑重新组合了。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罗夫特斯（Elizabrth Loftus）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用一系列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记忆系统天生就被安装上了一个永远杀不掉的病毒，它把进入我们头脑中的景象重构的不再那么真实。罗夫特斯坚信，记忆决不仅仅是随时间而逝和被记起来这么简单！

早期对记忆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在记忆实验时被试的报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差错，但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人们只是觉得那些错误是单纯的遗忘或者是实验方法上的疏漏。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本身经历了同样一件事的几个人，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却大相径庭，而我们的反应多是一笑了之。但这种事要是放在严肃的刑事法庭上可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知道目击证人的证词通常会对整个案件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它经常被认为是犯罪现场的重现。罗夫特斯在把目光集中到错误记忆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人们对目击证词的极度迷信。她认为人们在经历一件事后，任何后续进入记忆的信息和头脑中已存的经验都会干扰到对这件事记忆的准确性。而法官、律师或其他人对目击证人的提问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当事人的记忆，我们应该十分谨慎的看待这些所谓的证据。基于此，罗夫特斯设计了很多巧妙的实验来证实提问方式和内容对被试记忆的准确性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

实验一：忽隐忽现的停车路标

在这项实 验中，罗夫特斯先让150名被试看了一部描述交通事故的小短片，其内容是一辆汽车闯过了一个停车路标（画面持续时间很短），撞向了迎面过来的汽车并引发了5车追尾。接下来，罗夫特斯向被试分发有10道题的问卷，上面的问题都与本片的细节有关。而罗夫特斯在被试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问卷分为两种，也就是说，其中一半被试（75人）被问到的第一题是：“轿车闯过停车路标的速度有多快？”另一半被试（75人）的第一题则变成了：“轿车右转时速度有多快？”你已经注意到二者的微妙差别了吧，在经过无关紧要的8道题后，被试统一被问到：“轿车前面是否有停车路标？”这时候，第一题的提问方式对被试的记忆起了奇妙的作用：问题中提到有“停车路标”的那组被试，有53%即40个人都回答他们看到了路标，而另一组，只因为第一题没有让他们重温一遍那个小小的路标，回答看到了的人数就降到35%也就是26人。

实验二：人数多少并不由事实决定

这项实验同样是先让40名被试观看一部电影的片段，片名为《学生革命日记》，主要内容是一个班被8名示威者分裂为几部分。电影过后，被试同样需要回答一份包含有20道题的与电影内容相关的问卷。这其中有19到题其实都无关紧要，但问卷中有这样一道关键问题：其中一半被试看到的内容是：“进入教室的4名示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另一半被试看到的内容则为：“进入教室的12名示威者的带头者是男性吗？”我们将看到细微的数字差别在下面的测试中所带来的神奇效果。

一个星期后，40名被试被召回，并在不再看电影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回答有关影片的新的20道问题。在这里，罗夫特斯也仅仅关注其中的一个问题：“你看见多少名示威者走进教室？”在一个星期前的问卷中提到有“4名示威者”的被试组答出的人数平均在6.4，而另外一组被试，由于他们之前看到了“12名示威者”这一假定前提，答出的人数平均值却为8.85，差异显著。

实验三：我能在你头脑中施魔法！

本次实验罗夫特斯让150名大学生被试看了一部关于一辆白色跑车的交通事故片，而接下来需要被试做的10道题问卷中，关键问题的提问方法分别为：“白色跑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它经过谷仓时速度有多快？”和“白色跑车在乡间道路上行驶时速度有多快？”每种问法会被其中一半的被试遇到。要明确的是，影片当中并没有出现“谷仓”这一景物。一个星期后，同样是这150名被试来回答关于影片新的10道问题，在被问起：“你是否看见了一个谷仓？”时，曾经在问题中见到过谷仓这个词的被试组，回答“是”的占了75人中的17.3%也就是13人，而另外一组被试只有2人给与了肯定答案！依然是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罗夫特斯让我们看到了她如何在实验室里“亲手”改变了人们的记忆，仅仅是提问方式的改变，她就将谷仓、小车、推着婴儿车的女士、男人的胡须、道路的中央线等等事物塞进了被试的大脑，可他们却浑然不知，还自以为是记忆中的一部分。罗夫特斯的实验可以说是具有颠覆意义的，传统的记忆理论仅包括对记忆的整合及记忆的再现和反应这个过程，这其中大脑对记忆不会在有过多地运作。而罗夫特斯的实验则表明，在我们将记忆反映到意识之前，大脑已经对它进行了或多或少的重构，新的记忆可能已经是无关信息和事实的融合产物，这种无关信息可能仅仅就是别人的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或是报纸书籍上一两个词。罗夫特斯把我们的记忆系统从完美的电脑硬盘变成了天上飘忽不定的云，一阵“微风”便可轻易改变它的形态。

罗夫特斯的实验目的是想把矛头指向司法界，这只锋利的矛也如其所愿正中靶心。人们开始关注证人们的证词，同时，审讯者和律师们也逐渐重视他们对证人所说的每一句话。诸如：“拿枪的家伙长的什么样子？”“逃逸的汽车是什么颜色的？”这样的问讯都应该让人们警惕起来，因为，很有可能，仅仅是被侦察员假设出的“抢”和“汽车”（也就他们只是感觉上那个家伙会带枪或犯罪现场可能有一辆汽车逃逸），在下次审讯中就会变成目击证人们记忆中的事实，这显然会对侦察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与很多学者们低调的姿态不同，其本人的性格加上某些经历让这位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在常常活跃于各路公众平台。也许在她看来实验室里的结果和铅印的实验报告还不足以警示世人，于是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她成为了刑事法庭上的常客——为所谓的犯罪嫌疑人辩护成了她的职业之一。不少律师将罗夫特斯的研究成果视为至宝，指出目击证人与监控录像存在差异也成为了他们有力的辩护词之一，而罗夫特斯本人也十分愿意协助他们以改变法官对整个案件判罚。这些社会活动让罗夫特斯成为了公众人物，她因此名声大噪，同时也声名狼藉，因为在她的辩护对象中，经常出现一些对美国民众来说十分可怕的名字，比如 “The Hillside Strangler”和“Ted Bundy”，他们都是使美国人长时间惶惶不可终日的多起强暴谋杀案的主犯。不过对罗夫特斯来说，虚假的记忆比谋杀案还要可怕。

罗夫特斯似乎并不在乎被多少人斥责、辱骂，她的记忆理论并没有因此画上发展的休止符。1990年，一起失败的辩护让她对大名鼎鼎的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一位叫艾琳的女士控告她的父亲曾经在20年前强暴并杀害了她的好友，而她当时恰恰就在现场，由于过度的惊恐这段记忆被压抑了，直到现在才回想起来。20多年已经足以销毁任何实物证据，剩下的只有这段灵光乍现的记忆。罗夫特斯当然认为这样的记忆是绝对不靠普的，任何报纸、小说、电视媒体上的故事都可以是它的原形。但人们显然更相信弗洛伊德，更相信精神分析师给出的解释：创伤性记忆可以原封不动的被当事人压抑到无意识中，在某种条件的诱发下（比如进行催眠或自由联想），它就会如同电影回放一般清晰的涌上心头。罗夫特斯和她的记忆理论在这场官司中打了败仗，但这位意志坚定、我行我素的女人可不会这么容易服输，她要再次进入实验室，这次，她决心要在被试的脑中变更大的戏法：不属于你的经历同样也可以植入到你的记忆中。

给被试植入创伤性经历当然行不通，罗夫特斯选择了一些比较中性的事件作为被植入的虚假记忆，比如在购物中心迷路、游乐园中与卡通动物的会面、一次热气球旅行等等。她所采用的实验方法一般是让被试的家属提供一些他们小时候曾经经历过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写在一个小册子，连同一个虚假的记忆记录一同交给被试，或者制作一些虚假的合成照片，比如将当事人小时候的照片和一则迪士尼的卡通广告合在一起（虚假记忆已经被证实确实没有在被试身上发生过）。罗夫特斯让他们看这些材料并试着回忆这些事件的详细内容，继而写出相关的细节，如果被试认为已经忘记此事，便可以回答：“不记得了”。

实验的结果连罗夫特斯本人都感到惊讶，将近有四分之一的被试（有些实验甚至超过50%）都对虚假记忆作出了反应，他们不仅认为这件事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一些被试对于事件细节的描述就如同一个小时前才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他们不仅“回忆”起来在购物中心迷路时又紧张又害怕的心情、坐着热气球升空的兴奋感，还有他们如何漫无目的的在购物中心中穿梭心想“我完了”，如何与浑身张着灰毛的兔子罗杰握手，并从它手中的到了一根胡萝卜。更有意思的事，虚假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后来有一个身穿蓝色外套的来人走过来，他有点老，头发有点秃，有一小撮灰发，带着眼睛”这是一位坚信自己曾经在购物中心迷路的被试所回忆起的内容，当罗夫特斯告诉他这一切纯属虚构时，他却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如此说来，罗夫特斯否认的已不仅仅是证人的证词，她在不经意间也否认了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此刻能回忆起的事情，那些我们自以为曾经影响我们一生的事件，到底掺杂着多少虚伪的成分？命运变成了偶然的产物。也许，即便不是出于存心，历史著作中的史实也只是作者本人经验和原始事件的重构，所谓的历史也许是人类记忆的骗局？罗夫特斯大概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因为在这些实验结果出来后，她便一直忙于为被受到指控的父母们辩护，他们都是因为子女想起自己曾经被其性侵犯过而走上法庭的。在多数人同情孩子们的可怜遭遇时，罗夫特斯坚决的站在了父母们的一边，她眼中的真正妖魔是因精神分析暗示而走向意识的记忆。的确，无论从精神分析本身还是从神经学的角度，目前为止仍没有学者可以证明压抑确实存在，也没有人可以证明被唤起的记忆到底有几分是真实。

罗夫特斯从事的各类实验中并没有包括对记忆重构原因的解释，在她忙于各种刑事案件时，另外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为我们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记忆重构的缘由很有可能是“记忆本身其实是社会、环境、他人和自己期望的产物”。童年的记忆本身就是模糊的，我们对那时的记忆很多都是来自他人，这样的记忆具有不稳定性，我们随时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有意或无意的来重新创造那时的记忆。在罗特特斯的实验中，实验环境和条件的压力就是被试产生错误记忆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被暗示手中拿到的事件资料就是自己经历过的，受暗示强的被试自然的就会把它当成记忆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被问起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一些人在讲述自己回忆时，为得到别人对自己更好的印象而下意识的修改了自己的经历，以使自己的个人形象达到最好，而虚构和现实也逐渐混为一谈，个体慢慢便对这个由重构记忆构造的自我和记忆本身深信不疑。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审讯中，当事人很有可能迫于长时间精神煎熬的压力和审讯员不断的对犯罪经过的暗示，把不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罪行扣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罗夫特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再次为司法界的审判流程敲响了警钟。

重构，这一记忆的特性让一切突然变得不那么真实，但不真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没有更多的坏处，记忆会捡起那些对它有帮助的东西，把不适合的和不愉快的东西剔出，这是我们拥有完整健康人格的先决条件。也许，记忆的重构就是一次人类大脑进化史上的优胜劣汰，一点点的虚构和错误恰恰让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而不至于让我们总沉浸在“残酷的事实”中。

伊丽莎白·罗夫特斯，这位时刻都对记忆表现出深度怀疑的心理学家，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放大了记忆另外一面，我们的记忆真的就如她所说那么容易的随意涂改吗？消除记忆、改变记忆、增添记忆，只在小说里出现的名词却突然变成了如同呼吸一样平凡的事情，显然如此说来也有“冒犯”记忆之嫌。记忆的一切奥秘还都有待心理学家、生理学家进一步的去探寻，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科学家们都应报以怀疑的态度。不过，有一件事我们目前可以明确——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让罗夫特斯坚持为被告的父母辩护，甚至不在乎鄙视的口水和肮脏的骂名？答案很可能就是记忆：14岁的罗夫特斯亲眼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尸体漂浮在自家的游泳池中。“家庭的爱与亲密这是我所失去的”罗夫特斯如是说。

记忆造就了此时此刻的你我，无论它真实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