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宗国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次：2010年3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吴宗国，193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简史》、《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CON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主编）等。
内容简介：
唐代是科举制的成型和逐步完备阶段，对后世的科举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唐朝的科举制度对了解唐朝社会和后世科举的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读书笔记：
这本书所论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包括常科、制举、学校、科举制的地位与影响、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现象、权贵弟子问题等许多内容，这使得我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各方面有所了解。这本书有许多特点，下面是我的初略的总结。
1资料收集广。
作者资料收罗广，处理得当。本书所引资料不下百种，来源十分丰富，既有史书、政书、诏令、法律文书，也有诗文、杂记和传奇。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提取出有用的成分，反映了作者治史的深厚功力。
2布局合理。
该书首章论述了唐代科举制的渊源，包括察举制内部新制度的萌芽以及科举制的产生，末章论述了科举制的发展趋势，中间部分则论述科举制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布局显得前后贯通，有头有尾。中间部分尤以科举制度的内容所占分量较大，包括常科、制举、科目选、进士科考试科目以及录取标准、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等，对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现象等，作者也有所涉及。这样的结构做到了详略得宜，主次分明。
3论述周到，析理深邃 。
下面对书中内容作一个小结。
① 唐代科举的特点
唐代科举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考生来源的广泛性。参加岁举的考生，大致来源于两条渠道：一是由皇家国子监所辖之六学的在籍生中选拔，一是由地方州、县长官将在家自学的士人择优发送。被选拔或选送者，前者称为“生徒”，后者名曰“乡贡”，集中后统谓之“贡生”。生徒尤其是中央官学的生徒主要是世家权门子弟，乡贡则多为寒门庶族子弟。生徒和乡贡地位轻重的变化，说明科举向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敞开了大门，人才选拔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不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不必有官员举荐，甚至不必有在官学学习的经历，只要有一定的学识，就可以自行报名，申请考试。极力地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参与面。
考试科目的多样性。唐代科举分制举和常举两类。所谓“常科”，是指开科时间一般每年进行一次，故称岁举。岁举也有两年或者两年以上举行一次的，但是因朝廷有“事”，或因天灾等特殊情况而缓考和暂停，不在正常程序之列；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则称制举或制科。制举带有临时和不固定的特点，公开性的特征不是太明显；常举的公开性特征则比较突出。唐代科举制度公开性的特点， 使得知识分子进身仕途有了一个可靠的制度保证。岁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各科的考试方法、内容均不相同，其录取标准也各异。在六科中，难度最大、等第最高的是秀才科。因其主要内容是考试方略策，而方略策在当时又往往为考生所最惮忌，所以参加此科应试者极少。制举其开考时间、科目与录取人数均无常规，完全由皇帝的诏令决定，而且大都由皇帝亲自策试或由宰相监视之。制举因时之需、因事设科，名目之繁多及怪异，令人瞠目。
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考试成绩是录取的最重要标准。虽然从公平性上来看，唐代科举远不及宋代和明清科举，但是它处在科举制度的早期，相比门阀制下的选举，它的进步是巨大的。
考试方法的灵活性。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为了避免因为偶然的因素而遗漏真正的人才，允许并一度鼓励超出考场之外的行卷和公荐的存在。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平时的诗文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至于在官僚中，则盛行公荐，也就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坛名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主考官推荐那些自己熟悉的考生。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表现在考生人数公开、考生资格公开、考试制度公开、考试时间公开、考试科目公开、录取人公开等。
② 科目选问题
科目选问题的介绍比较有特点。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对科目选的设立、科目、特点以及一些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订，特别是澄清了科目选与吏部科目、科举的区别，从而使我们对于科目选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③ 唐代科举与取仕任官
唐代的门荫入仕较之科举入仕 ,在初仕定品的规定上享有明显的优渥。除门荫入仕外 ,唐初直接入仕中的应征得官、举荐入仕和军功入仕等，较之科举入仕而言，步入仕途也更为便捷。科举制度的实施确实使一批出身“寒素”的士大夫甚至是下层人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科举制度使得政府和士大夫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系，对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提高国家统治机器效能都发挥了积极意义。唐朝的科举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官员是通过正途入仕， 所以官员具有有较大威信，而且“正途入仕”之人大都饱读诗书，人格修养和才干一般皆在普通人之上。唐朝统一选官制度，形式上看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门第和裙带关系为主的选官制度，从实质上看也的确选拔了一些德高表正、经国爱民的官员，从而大大提升了国家官吏在民众心的形象。
同时也打破了民众关于“入仕由权贵垄断”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较为“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它改变了单纯以道德、品行和家世门第录取人才的弊端，在原则上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选才标准。并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使考试制度化，这有利于评分的标准化与客观化，使科举考试能把优秀人才吸纳到封建政权机构中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中国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并由此获得了作出贡献的社会基础。
④ 唐代科举的积极作用
唐代科举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积极作用。作诗既然是士人的进身之阶，就必然促使他们将心血浇灌于诗歌的创作，从而促进讲究、推重诗歌的社会风气。一种文学体裁的兴盛，是不可能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完全割裂开来的。而且，由于省试诗与仕途利禄紧紧相连，这就足以吸引士人毕其精力投身于其中。所以说，士子们奔忙于科考之途对唐诗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唐代士人的“行卷”之风不仅发挥了考生在文学领域内的专长，提高了其创作水平，也产生了一些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品。“行卷”还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和唐传奇的繁荣。总之，唐代的科举考试以及“行卷”之风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唐代科举制度政治上的进步性。从政治上看 ，科举制度的实行满足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政权的效果，从而加强了政权的统一和集中；它以考试为统一标准，想做官的人都全力以赴地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公开、平等的仕进之路 ，刺激与网罗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从而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促进作用。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使得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和钻习儒经，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中的明法、明算、明字、武举、医科举、童子等科目的设置，对于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年轻少年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冲击，从而促进了当时教育的发展。
⑤ 科举制的弊端
按书中的叙述，进士科的录取不仅依据试卷成绩，往往还要考察举子平日诗文水平和社会誉望。这些做法搀杂了太多人的因素，易受不正之风干扰，常常有失公正，且为请托关节大开方便之门，其流弊显而易见。士子一心苦读还不够，还需巴结逢迎、投靠达官权贵，以博得青睐，进而获取科第。官贵子弟则往往占尽先机，即使才学平平，但有父兄亲友及各种官场关系为其攀联请托，行卷时自然格外受重视，易于出人头地。靠山、是关系、是门路，这就是唐科举实际上不公平的一面。
唐代是官僚政治的社会，科举的目的在于选拔经国济世的官吏，从政者需要通晓儒家经典，具备广泛的文史知识，善于辞章，久而久之，古典人文科学备受偏宠而高度发达，而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却被明显冷落和歧视。唐科举虽设有明算科，以考察基础知识、数理理论和推演技能，但其地位低下，列为末品，根本无法与进士科、明经科等所谓正途相比肩，在国子监六学中亦属末流。高宗显庆元年方设算学，其后还曾一度废止。算学如此，其他自然知识学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重道轻器，忽视科学技术的趋向随着科举大行其道而不断强化，这应该是唐代科举乃至整个科举制度的悲哀。
⑥ 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唐初政治生活影响相对有限，从长远性来看，科举制的推行，确实从法令条文上剥夺了高门旧族依靠门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政治特权，使门阀政治赖以继续延续的根基彻底动摇，从而为士庶地主由分野走向合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必然性。落实到隋末唐初士庶地主势力消长的客观现实，科举制颁行于唐后，不仅庶族寒门驱驰于科场，以才艺为求仕之正途，而且高门旧族子弟也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危机感，由科举而入仕的趋向日益加强。总之，科举制在唐初的推行，为最终撼动阀政治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点，其后高宗、武则天到玄宗在位的百余年间，大力推行的科举制度终于引发了唐代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而初唐科举对这种社会大变革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科举制度同时促成了唐代小说的产生与盛行。唐代科举考试对小说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科举士子的交游聚会实现的。同时，唐代文人尚奇好异，在游历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各地见闻和奇闻逸事，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传于他口。于是诗酒酬唱和宴集聚谈的内容自然就离不开这些见闻和逸事了。集宴中的一些人建议把这些奇闻逸事整理成文，于是就成了征奇记异的笔记小说或传奇小说。总之，唐代是我国文学发展最旺盛的时期。特别是高度浓缩而又最具文学表现力的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以诗赋取士这一制度的推动下，众多不朽佳作的传世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及其以诗赋取士是分不开的。
4结论富有新意。
这本书也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看法。之前我以为进士科主要是试诗赋，作者经过细致研究认为，唐代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文章取士（以词华为标准）——诗赋取士——文章取士（以内容为标准）的发展变化过程。作者通过大量的材料证明，唐代进士科作为“出仕之唯一正途”的局面真正形成要推迟到贞元、元和之际。
5注意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变化，从变化中探求科举制的特点。
作者不是平面地就科举论科举，而是力图把科举制放在社会历史演变的广阔画卷中做全面、客观的考察。例如论唐代学校，作者把重点放在官学的衰落与私学兴起这一变化上；论科举在选举制度中的地位，作者着重探讨了进士、明经两科的地位轻重变化；论科举对社会等级的影响，从社会价值观和士族含义的变化上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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