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之死

潘金莲之死

一提到潘金莲，我们的脑海中很多时候都会闪过一些不好的词语，似乎我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将其与“淫娃荡妇”“下流无耻”等字眼挂钩。我们这样想也不足为奇，毕竟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定势，在数百年的传统文化，潘金莲这个名字无疑地已被异化成“淫邪毒妇”的代名词，伤风败俗的符号。她与人私通，毒杀丈夫的罪行永久地给她打上了恶毒的烙印，钉在文化与道德，甚至是历史的耻辱柱上，任由世人指点唾骂。

然而，仔细想来，在那个礼教森严，压制人性的时代，怎么反倒出现了这等有伤风化的丑事？这无异于扯开那些封建卫道士脸上的遮羞布，再打上一记重拳。究其原因，这正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背景，非但没有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触发。那些道貌岸然的卫道士，像粉墨登场的小丑，捉襟见肘，丑态毕露。不过也无可否认，潘金莲的出轨的原因并非单一，除了被压抑的人性极度膨胀之外，当然还离不开书中包括武松，西门庆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共同作用。

水浒里为数不多的女人中，少有几个是良善的，多少豪杰英雄因为她们的缘故，被迫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比如阎婆惜，潘巧云，白秀英，还有潘金莲，而其中“最毒妇人心”的代表就要数潘金莲了。她与人私通，毒杀丈夫的恶行永久地给她打上了恶毒的烙印，钉在文化与道德的耻辱柱上，任由世人指点唾骂。

但是我们是否想过，这个“千古第一荡妇”难道就真的天生蛇蝎心肠，无耻放荡吗？想弄清楚这一切，我们或许应该先从她的身世说起，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

后来兰陵笑笑生又在《金瓶梅》中对这一人物进行了另一番描述：

“潘金莲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的女儿，父亲死后，九岁时被卖到了王招宣的府中，习学弹唱，知书识字，十三岁时就显妖艳之态，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被潘母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了本县张大户家，十八岁时被张大户奸污了。张大户的妻子是个妒妇，为了赶走潘金莲，到赔了银两嫁妆给了武大郎当了老婆。”

潘金莲之死

在后来央视版和新版水浒中，这段介绍也大同小异。事实上，不管作者对其身世进行如何建构，我们都可以轻易看出这一人物与生俱来的悲剧色彩。从九岁而孤，卖身为奴，到惨遭蹂躏，聘于武大，岂不是件件可叹，事事可悲？对于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致死的不幸，我们站在一边，，以为自己旁观者清，便荒唐可笑，自以为是地对别人苛责。

书中虽然提及潘并非恪守妇道的女子：

“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有诗为证：金莲容貌更堪题，笑蹙春山八字眉。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

我倒觉得，这样的评价真假难辨，谁能说这些不是那些泼皮腌臜之辈因垂涎不得而泼的脏水呢？这就好比当官的不贪，反遭了奸人地陷害，等到锒铛入狱，世人面前，已然百口莫辩。

我觉得，先前的潘金莲倒还算安分。一切罪恶都始于因为武松的出现。他高大威猛的形象，打虎英雄的名头瞬间让作为“三寸丁古树皮”奇丑无比的武大娘子无地自容了。跟着武大，无非日日起早，夜夜贪黑，怕惹人闲话，也只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便是有人语出轻佻，举止狎戏，也无可奈何。武大其人除了丑得有些特别，可谓三“财（才材）”不备，一无是处，阿猫阿狗都好似他千分万分。或许先前并没有很清楚的觉察到，如今胞弟武松在旁，英俊魁硕，器宇轩昂，对比不可谓不强烈，刺激不能说不大。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潘金莲就像一个没吃过糖果的孩子，一个囊中羞涩的官吏，在诱惑之下，垂涎欲滴，见"财"起意。因而，其后的一切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这种种情由，因因果果的存在诱因，最不能回避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正如当今这个社会，富商大贾，达官显贵“包二奶”，“养小三”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拜金主义”思想的横行，这种现象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没必要少见多怪。事实上，每种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有着其相应的社会原因，社会基础及社会背景的助力。

在施耐庵小说《水浒传》中，涉及的“坏女人”中除了王婆与白秀英之外，其他包括潘金莲在内的四个女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红杏出墙”，而最终丢了性命。如此惊人相似的生命走向，多少折射出几分时代的悲凉。除了与宋江，杨雄，卢俊义等人在男女之事方面过于木讷呆板之外，更为合理而简明的解释，无非就是社会原因或者说文化背景使然。在宋徽宗时期，社会上已经开始盛行“程朱理学”，其不仅仅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即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先理后物，同时还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虽然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却在某种程度上违逆了人性，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导致了人性被压制，甚至扭曲，反而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类似潘金莲的遭遇在当时应该并不鲜见，因为书中几个坏女人的命运几乎惊人的相似。如果不是作者懒于构思或者黔驴技穷，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特点。

潘金莲其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人的悲剧。她生活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本来就是身不由己的。她恪守妇道一生，也没有人为她立牌坊，百世颂扬；她红杏出墙一次，便引来一世骂名，遗臭万年。沧海万顷，谁怜一江潮？弱水三千，污之一瓢饮。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些苦，你默默忍受了，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平静，并无人知晓；而有些错，你铸成了，便天下皆知，遭到道德的诘难与道德家的声讨。社会道德压制了人性，道德从不会前来俯首认罪，而人冒犯了道德，道德便真正铁面无私起来。

潘金莲之死

再说金莲情挑武二。

初见武松：“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相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

不仅在潘眼中很出色，在任何人眼中也都是英雄人物。而武大与之对比，反差巨大，相形见绌，几成笑话。如果说武松是个高富帅，那么武大就是个屌丝，还是极品屌丝。自古美女爱猛男，更何况是长期身心受到压抑的美女，何辜之有？！虽说不论出于何种缘故，潘金莲都不应当企图跟小叔子发生点什么有违伦常的事，但是仅仅表达一下压抑的情感也应当无可厚非。毕竟在我看来，潘金莲对武松的感情是纯粹而不肮脏的，即便后来与西门庆之间也可以看出是真情的流露，而并非全然是情欲的宣泄。

而武松却抢白了一番：

“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羞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那妇人通红了脸，便收拾了杯盘盏碟，口里说道：“我自作乐耍子，不值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重！” “（武松）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

所谓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武松的每一句话都击中要害，不留余地，着实让人无地自容，即便是个烟花女人也羞愧难禁。在这里虽说一刀断了她与自己相好的念头，也不慎埋下了悲剧的祸根。

有诗为证：若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自家惶愧难存坐，气杀英雄小二哥。”

潘金莲之死

因此，我总结金莲与人私通苟合，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1、天生丽质，不服宿命，追求爱情和自由，不甘委身武大。

2、武大自身条件太差，有违门当户对的结亲宗旨。

3、武松的严辞拒绝及痛骂，埋下祸根。

4、西门的挑逗勾引。

5、王婆的唆使与胁迫。

6、身心俱空，极度需要一个支柱和依托。

当然不得不提，在他们这场风月情事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王婆。王婆其人，贪财好利，爱说风月，起初她哄金莲到家中帮忙做寿衣，再借故离开，引得西门挑逗金莲，又前来捉奸，设计迫使金莲每日前来，好向西门讨好处，此计好不狡诈恶毒。

毒杀武大。当他们的奸情被武大撞破时，所有悲剧才开始正式上演。当潘金莲无所适从的时候，那个王婆又出来了，毒杀武大的主意也是由她出的，所以我认为她才是始作俑者，罪大恶极之人。

潘金莲最后同意下毒也有几个原因：

1、奸情被撞破，担心败露，惹来杀身之祸。

2、有王婆帮手，西门撑腰。

3、受不了武大的猥琐无用，且想和西门厮守。

4、报复武松。

所以说，潘金莲是一步步走上不归路的，她追求爱情与自由，就好像饮鸩止渴，明知是毒，却还是甘心情愿，一气喝下,谁又敢说她和西门庆之间不是爱情？她可怜，在于她从来没有选择；她可悲，在于她就算选择了也永远是错的。

潘金莲是有罪的，她罪在不该出轨后为了掩盖真相而杀人灭口。她彻头彻尾的悲剧性，在于她愈是拼死地与宿命抗争，愈是被更厉害地裹缚着。她毒杀了武大，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却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她一定不会希望当初打开那扇窗，更不会希望在那样的风花雪月里，再遇见生命里的那些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