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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说孟子》修订版105:附文(2)

《海说孟子》修订版105:附文(2)

作者: 弘海先生 | 来源:发表于2019-11-23 19:34 被阅读0次

    ——回顾孟子的“性善论”和“仁义说”

    《海说孟子》修订版105:附文(2)

    1、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

    孟子主张人无分贵贱,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喊出一句响亮的人生口号,大意是:圣人,与我们是同类,本质上没什么不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圣人与我们是一样的,只要你有远大的目标,并努力追求,就能达到理想的目标。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志有多高,路就有多远。《弟子规》上说:圣与贤,可驯至。

    人生就好像爬山,最最重要的先给自己定一个高度,如果你只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在半山腰,那么你就绝对不能爬上荣誉的顶峰。

    要让自己拥有一颗高远的心,一个广阔的舞台——职场上点亮自己理想的明灯,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最终获得经久不息的喝彩与掌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志有多高,路就有多远!”这句至理名言给人们带来了智慧的激励。

    2、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天性和人格上,圣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愿天下人都有一颗悲悯之心;常怀悲悯之心,让生命感动;常怀悲悯之心,让世界更温柔;常怀悲悯之心,让爱洒满人间;常怀悲悯之心,让人性显得更真实。

    3、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孟子说:“水的确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难道也没有上流、下流的定向吗?人性的善良、就像水性趋向下流。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流的。假如拍打水让它飞测起来,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堵住水道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然而,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所处形势迫使它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够使他做坏事,是由于他的本性也像这样受到了逼迫。”

    4、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

    麒麟相对于走兽、凤凰相对于飞禽、泰山相对于土丘、河海相对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相对于民众,也是同类。高出自己的同类,超越自己的群体,自有民人以来从未有过比孔子更伟大的人了。’”荀子说:“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

    这些基本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孟子的“四端”认为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的源发地。四端萌动,仁意呈现。能不能发挥自己的“四端”,关系重大。把“四端”由个体的特殊体验向外扩充,于家可以侍奉父母、尊长,于国可以为政治民,乃至于统御天下。反之,则连个人的身家性命都难以自保。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因为人心天赋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他也认识到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后天的培养有一定关系,人心有与生俱来的善端,但要发展这种善端,就必须存心、养性;存心就是存养这些善端,养性就是培养这种善端,使其不断发挥完善。正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们不断发展自己的“四端”,也就是善性和道德,那么“人皆可为尧舜”。

    钱穆先生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启迪人们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们向上的努力。而孟子提倡学做圣人不仅有益于挽救社会风气,更为重要也更积极的意义则在于肯定众生人格平等。每个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成为圣人的命题,从终极目标上激励人们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同时表明国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在等级分明的古代社会,这一思想无疑是大胆而带有进步意义的。

    5、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保存在心里的思想不同.君子把仁保存在心里,把礼保存在心里.仁人爱人,有礼的人尊敬人.爱人的人,别人就一直爱他;尊敬人的人,别人就一直尊敬他。在孟子看来,要想成为圣人就必须“保养本心”、善养“浩然之气”。孟子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能够“塞于天地之间”,听起来似乎充满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实则仍以保养本性和加强仁义道德修养为旨归:“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矣。”(《公孙丑上》)纷繁世间,酒色才气,人生总是充满了欲望和诱惑,要想学做圣人就必须摆脱这些外在干扰。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环境,更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立志和坚持,强调君子必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人性向善,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快乐也一样,由内而发。掌握这个,谈到儒家的快乐,我们每个人完全可以操之于己,不用求之于人。学了孟子之后,感觉到内在有一种力量,感觉内心充满浩然之气,活在世界上,那种坦荡荡的快乐是难以想象的。浩然之气!读《孟子》,贵在养“气”!

    孟子虽然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但其出发点是在强调人们尤其是君子应该注重道德修养,因而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孟子成名后,每次周游列国,车马随从甚众,场面非常气派,所到之处,诸侯贵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对此不理解,怀疑这不符合儒家所讲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则坦然处之,他解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否违背道义,有道,利再大也不为过,无道,利再小也不能受。孟子反对的是大家都将“仁义”抛诸脑后而把眼睛紧盯在“利”上,反对“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

    6、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大概的意思是: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一个人,常常出错,然后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别人愤怒表现在脸色上,怨恨吐发在言语中,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在国内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国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这样,就知道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乐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了。

    与老子的清净无为不同,孟子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公孙丑下》),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他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那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上》),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7、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还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算不上大丈夫吗?他们位居多国要职,发起怒来诸侯都恐惧不已,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道,他们哪里能称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来,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无为其所不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

    “仁人无敌于天下”,有了这样的修养和“浩然之气”,就能够无所畏惧。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他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孟子多次与诸侯论治,坚持仁政主张,言辞犀利,敢婴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令专制君主嫉恨恐惧不已的著名思想。这种平等的君臣观无疑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进步得多,它引起专制帝王和奴仆们的恐惧和指责,说它使人忘却“君臣大义”:“孔子之道,君君臣臣,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1500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语,仍咬牙切齿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明史·太祖纪》)他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又大肆删削《孟子》一书,但是孟子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些不过是徒劳罢了。

    8、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会舍弃鱼而选取熊掌。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我将会舍弃生命而选取道义。

    孟子常用“性命”来代替“生命”,他认为如果从生命上讲,则人与犬、牛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性上,才有区别。“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历来被儒家所推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即是婉约词人李清照也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悲壮的句子。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视死如归的人。贪生怕死和苟且偷生则是贬义词。现代人所说的“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依旧活着。”也是讲的生死和人生价值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有着儒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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