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暇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呢，就像是舞台背景的那块破布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是种神秘的或者抽象的东西。
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
她想他们的相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为他们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
正因为弱才应该知道要强，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刻离开。
她渴望做点什么，以免再走回头路。她恨不得猛然抹去过去的这七个年头。这就是眩晕，一种让人头晕眼花的感觉，一种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
我可以说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人在内在的黑暗中变得越大，他的外在形象就越小。
纽约的美则完全来自于另一种源头。这是一种非刻意的美。它无需经过人的预先谋划，就像钟乳石溶洞一样自然天成。有些形态，本身很丑，未经任何筹划，可碰巧处在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环境中，突然之间便散发出一种魔力般的诗意来。
非刻意的美。是的。还可以说是错误的美。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之前，还会存在片刻，却是因错而生。错误的美，是美的历史末期。
档案馆里堆的那一捆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即便到了万灵节，也不会有人去看一眼。文化就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
她明白了，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只有当迫害者误将它遗忘在某个角落时，我们才能与它不期而遇。
对于一个永不知停息的女人来说，一想到要被永远禁锢，不再能行走，那是无法忍受的。
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是不是只有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
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作出的声明。
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
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的成为演员。
做的是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从事的不是内心的“非如此不可”逼着去做的职业，一下班，就可把工作丢在脑后，托马斯终于体会到了这些人的幸福（而从前他总是对他们心存怜悯）。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感觉过不在乎带来的快乐。以往每当手术没有如他所愿，出了问题，他就会绝望，会睡不着觉，甚至对女人都提不起兴致。职业的“非如此不可”就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
当外科医生，即是切开事物的表面去看看藏在里面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样的渴望推动着托马斯去看看在“非如此不可”之外到底还有什么。
“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仅仅是众人身上一致、相同之处。个别的“我”，区别于普遍，因此预先猜不出，估不了，需要在他者身上揭示它，发掘它，征服它。
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自从托马斯认识特蕾莎之后，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在他头脑的这个区域留下印记，哪怕是最短暂的印记。
她是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流送到他身边的。我已经说过，隐喻是危险的。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西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气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远轮回。他很笃定，匆促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得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不能准备。好像一个演员没有排练就上了舞台。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发霉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像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情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柏拉图《会饮篇》中那个著名传说: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自己失去的另一半渴望。
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
当心灵在说话，理智出来高声反对，是不恰当的。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他们在描绘一种共产主义理想，而当时共产主义的现实要远远灰暗得多。这种阐释令萨比娜很反感，一想到苏联的媚俗世界会成为现实，而她又不得不生活其中，让她直起鸡皮疙瘩。她宁愿生活在现实的制度下，哪怕有种种迫害，哪怕要在肉店门口排长队。现实的世界里，是可以生存的。理想世界一旦实现，在那个到处是愚蠢的笑脸的世界里，她恐怕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过不了一周，她就会因恐惧而死。
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
在极权的媚俗之王国，总是先有答案并排除一切新问题。所以极权的媚俗的真正对手就是爱发问的人。问题就像裁开装饰画布的刀，让人看到隐藏其后的东西。萨比娜就是这样向特蕾莎解释那些油画的意义的:前面是明明白白的谎言，后面则隐现出让人无法理解的真相。
萨比娜又会重新踏上背叛之路，在她心灵最深处，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不时奏响那首荒谬但感伤的歌曲，向人诉说，在两扇闪亮的窗户后，生活着一个幸福的人家。
这首歌令她感动，但她对自己的这份感动并不当真。她十分清楚，这首歌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在媚俗被当作谎言的情况下，媚俗必定处于非媚俗的境地。媚俗一旦失去其专横的权力，它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个弱点一样令人心动。因为我们中没有一个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将一个左的人造就为一个左的人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将任何一种理论都纳入所谓伟大的进军这一媚俗之中的能力。
伟大的进军最后变成了一支急匆匆飞步向前的队伍，舞台变得越来越小，直到有一天，将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小点。
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径。
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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