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坐着一位乞讨者——这一景象本来于我已经成了背景音一般的存在，不会特别去在意其存在；尤其是加上我根深蒂固的“给（虚假）乞讨者施舍等于作恶”的观念，乞讨者的存在感更是低。可是今天上班的路上，我留意到了一位乞讨者，因为他打开一盒香烟的动作。其实他只是一名坐在上班人潮边上的、无甚特别的乞讨者，符合着惯常的乞讨者形象：皮肤黝黑，衣服皱巴，眼神略显空洞，脸上也看不出什么表情。对于这些人，我基本视若无睹，倒不是出于什么傲慢什么优越感，只是他的存在与我无关，因此便没有了去注意他的动机。
可是，为什么我会留意到他抽烟这件事情、继而竟然想到写一篇许久没写过的文章呢？因为我想到了一位我的高中同学。他名字虽然充满了喜庆富裕的字眼，可他的家庭却是赤贫。贫穷到曾经是木匠的父亲只能像逃荒的人们一样，到各个区县去乞讨。这位同学因着学校、老师和各种好心人的资助才能继续上学。平常，他安静和气，大家觉得他挺好的。可突然间有一天他成了流言主角，因为他买了一本“高级”的字典。说来可笑，那本字典虽然不是最便宜的版本，可总价也没超过百元，但十几年前的那个三线小城市的高中生们，会觉得一本这样的字典毫无疑问属于奢侈品。于是一时间议论纷纷，在陈述事实之外，加上些会心的笑容暗示的眼神，一下子，一个家贫但上进的少年的光辉形象就黯淡了下来。他没有作恶，也很难称的上是挥霍，可是为什么，就会因为一本字典失去了大家的同情心？
也许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同情心的施予对象是与“我们”不同的一类人：他们弱小无助需要帮助；相应的，得到了帮助后的他们要仍然按着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行为，比如说，比较合理的是不能挥霍不能挪用资助，升级一些的要求我倒也想不出来，也许会有资助者希望能得到被资助者在情感上的回报，或要求被资助者取得某种成就吧，但也仅仅是我的猜测。简而言之，“他们”不应成为“我们”。“我们”给了“他们”几个钢錋儿，“他们”除了维持生计之外，不应该抽烟，哪怕“我们”有抽与不抽的自由。“我们”资助了“他们”继续学业，“他们”就不应该大手大脚，比如说买一本过于豪华的字典。
如果说“他们”必须遵从与“我们”不同的行为规范的话，那确实“他们”是另一种人了。如果所有给予帮助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当另一种人，那么这样的施予也确实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们”有权根据我们的喜好来判断“他们”的对错，如果“他们”的行事稍有不妥，便把“他们”身上的圣徒般的护身符一把撕下、钉上一个大大的红字。
这就是我们帮助别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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