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63天《 轻重丁 第八十三》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63天《  轻重丁 第八十三》第三部分

原文阅读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国，必四面望于天下，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谓也？”管子对曰：“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纟呙）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间綦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推马。是自莱失綦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谓国准。”

      桓公曰：“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粜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钅区）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钅区）二钱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于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子之陈，无种者子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桓公曰：“衡数吾已得闻之矣，请问国准。”管子对曰：“孟春且至，沟渎阮而不遂，谿谷报上之水不安于藏，内毁室屋，坏墙垣，外伤田野，残禾稼，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夏，帷盖衣幕之奉不给，谨守泉布之谢物，且为之举。大秋，甲兵求缮，弓弩求弦，谨丝麻之谢物，且为之举。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给，黄金之赏不足，谨守五谷黄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此之谓国准。”

字词注释

[1]下高亦高：当作“天下高亦高，天下下亦下”。

[2]练茈（zǐ）：紫草染的紫色绢。茈，紫草。锱：货币单位。六铢为一锱。

[3]（纟呙）（guā）绶：青紫色绶带。

[4]间：趁机。綦（qí）：青紫色。茈：此指练茈和绶。

[5]马：同“码”。筹码。作见于莱人操之：指周人从莱人处收购练茈绶掌握在自己手中。

[6]莱有推马：莱人手中只有筹码。谓失去贸易主动权。推，当作“准”。按，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国家对物资的控制与垄断要重于货币的积累。《管子》即持此种观点。

[7]潦（lào）：同“涝”。

[8]丰庸：劳力多。

[9]（钅区）（ōu）：同“区”。一斗二升八合为一。

[10]本：农业，指粮食。子：假借为“慈”。爱。

[11]阮：当作“厄”。

[12]报：当作“障”。藏：储存东西的地方。此指蓄水的水池、水库等。

[13]谢物：即射物。贱买贵卖以求利。

[14]举：检举揭发。

译文参考

        管子说：“过去，癸度住在别的国家，都会四处探听天下形势，天下物价高，就提高本国的物价，天下物价低，就降低本国的物价。假如天下的物价高，只有本国的物价低，那么我们就会被天下各国击败。”齐桓公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道：“过去莱国人善于染布，紫草染的绢在莱国价值一锱，青紫色的绶带在莱国也价值一锱。但是在周地的价值可达十金。莱国人知道这种情况以后，趁机把紫草染的绢和青紫色的绶带收集一空。于是周人就收集筹码抵押给莱国人来收购紫草染的绢和青紫色的绶带，莱国人就只有筹码了。因此，莱国人失去了紫草染的绢和青紫色的绶带只得到由筹码准折的货币。所以可借助的就要借助，可利用的就加以利用，这就是依靠天下来控制天下。这就是国家的平准政策。”

      齐桓公问：“齐国西部常有涝灾，百姓受饥挨饿，齐国东部劳力众多，粮食价格低廉。我想要用东部的贱价粮食来改变西部的昂贵粮价，该如何做到？”管子回答道：“如今齐国西部的粮食每釜价值一百钱，那么每就价值二十钱。齐国东部的粮食每釜价值十钱，那么每就价值二钱。请您下令让每人缴纳赋税三十钱，允许用粮食来完税。这样一来，齐国西部的人民只要缴纳三斗粮食就可以完税，而东部的人民要缴纳三釜才可完税，那么东部卖每釜十钱的粮食就全部被纳入国家的粮仓内。西部的饥民得到粮食，受寒的百姓得到衣物，没有粮食的百姓国家以囤粮安抚，没有种子的百姓国家以新粮安抚，这样一来，东部、西部就可以得到互补，远近的粮价就可以得到平衡。”

      齐桓公说：“平衡的理财方法我已经知道了，请谈谈国家的平准政策。”管子回答道：“孟春将至，沟渠堵塞不畅，谿谷上游的水受阻冲出池塘水库而泛滥，对内损坏房屋，破坏墙垣，对外损伤田野，残害庄稼，所以君主要严格防止抛售泉币黄金的行为，并且一旦发现就检举揭发。盛夏将至，帷盖衣幕不足，就要严格防止抛售泉币布帛的行为，一旦发现就检举揭发。入秋以后，盔甲兵器需要修缮，弓弩要换弦，要严格防止抛售丝麻的行为，一旦发现就检举揭发。入冬以后，战事就开始发生，粮食供应不足，黄金的赏赐不足，就要严格防止抛售粮食和黄金的行为，一旦发现就检举揭发。把控好了抛售的环节，富商巨贾就不可以像以往一样获利。这就是国家的平准政策。”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四节阐述莱人失利于周人的原因和“因天下以制天下”的计谋。“纂茈之谋”说明可以利用票据聚拢天下财富。纂（zuǎn）茈（zǐ）是紫色的绢。马非百先生释此谋说：“周人以重价及准马抢购之后，莱人遂自失其所收集之各种染织物，而所得者不过是以准马向周人收回钱币而已。”这就使得周人牢牢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取税天下，它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石油美元”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周人是为国家理财，而石油美元则是欧美石油金融巨头操纵的结果。前文《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就曾指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而是控制财富的工具。所谓“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以平天下也。”

        第五节内容阐述了用齐东丰收救助齐西水灾的方法。尹知章注此计云：“君下令税人三十钱，准以五谷，令齐西之人纳三斗，东之人纳三釜，以赈西之人，则东西俱平矣。管子智用无穷，以区区之齐一匡天下，本仁祖义，成其霸业。所行权术，因机而发，非为常道。”“籍谷之谋”对于均平百姓确实是妙法。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和政策，无论对外贸易还是管理国内经济莫不深入观察市场，经过比较研究，睹万物之情，行因应变化之术。

        第六节阐述控制百姓低价变卖货物，以防商贾得利。管子在回答桓公关于“国准”的问题时，详细解释了在不同季节应如何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各种实际情况。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视时而立仪”，即根据时势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具体来说，管子提到在不同季节应采取的措施：1.孟春（春季）时节，沟渠和河流的水流不畅，可能会导致内外的破坏，因此需要谨慎管理泉水和金属资源。2.大夏（夏季）时节，帷盖和衣幕的供应不足，需要谨慎管理布料资源。大秋（秋季）时节，军备需要修缮，弓弩需要新的弦，因此要谨慎管理丝麻资源。大冬（冬季）时节，军队需要装备，粮食供应不足，黄金的奖励也不够，因此要谨慎管理五谷和黄金资源。通过这些措施，国家能够在不同季节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国准”。

    “谢物”，即因新需要而要卖出的旧物。在某一季节农民因生产生活需要大量卖出物资时，国家必须“物贱而买之”，以防止私商的投机行为。“谢物之谋”反映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对商人的态度，就是严防私人资本投机、垄断市场的投机行为。

      “时”的概念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做事只有不违天时，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当时为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要求事前有所准备，静以待时。《管子·霸言第二十三》论证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

      按照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百姓均平的思想，大商、大农、大工是三种基本的职业分工，他们是平等的，国家作为社会整体意志的体现应保证各个阶层力量的均衡，不使其中任何一个阶层垄断国家政权，这样国家最高领袖就得以在上无为而治。《尹文子·大道上》说：“如果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方方面面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讨论盐铁专卖政策是不是要取消的问题，实际也是讨论国家对商人和商业的政策问题。当时儒家主张取消盐铁专卖的放任经济市场，实行所谓“排困市井”的抑商政策，客观上为东汉以后儒学与权力结合的士族集团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中国，放任经济市场结合抑商政策产生了支配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士绅集团；在西方，放任经济市场结合重商政策产生了资本家。他们的基础都是放任经济市场，却因为对商人态度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及浩然丰富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中华大地上孕育了人类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古代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建立了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相继出现了秦汉、隋唐等文明鼎盛时期。自宋朝以来，中国人口大量增加，贸易繁荣，手工业、轮船运输、造船业都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传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文化，古代中国所创造的鼎盛的文明成就都为世界所景仰和赞叹。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

        植根于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中国的古代先哲们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先辈们基于他们的观察，或针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总结归纳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先秦时期，宗周势微，诸侯争霸，社会的政治结构、土地所有权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私人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孕育了丰富的学术思想。

      太史公司马迁所撰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第一位货殖专家范蠡，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不仅工于谋略，还有渊博、系统的经济思想，而且他本人凭借其经济智慧赢得了巨大的财富。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范蠡“积著之理”之右：“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金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作出反应。“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的论断，更是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管子》所记载的经济思想，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即“理性人”假设，在《管子》中早有系统表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中的“轻重”论，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供需均衡机制和各个市场间的一般均衡作用机制。更令人叹服的是，早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政策主张：“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

      《管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节俭悖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侈靡”。《管子·侈靡》中写道：“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除此而外，在财政、贸易、消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管子》都有不凡的观点。

        再以孔孟思想为例。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孔孟学说，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上至治国安邦之略，下至小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不停地对之进行研究、挖掘。而孔孟所倡扬的道德规范尽管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其中又何尝不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意识形态作用认识的先声呢。

        中国古代王朝为维持其统治，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早在西汉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为开拓疆土而进行的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对王朝的财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汉王朝按照主持其财政经济事务达三十多年的桑弘羊的政策主张，加强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桑弘羊承继范蠡、管子等的经济思想，巧妙地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同时，也对盐、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而同时也维护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做到了“民不加赋”。“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有关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从而成本低廉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作地方财政资金的做法；同时不再要求各地劳民伤财般地对京师贡赋。“均输”有效地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桑弘羊的政策实践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铁冶炼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盐和铁在当时属于供给弹性较小的物品，政府能从垄断经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桑弘羊的实践被后来的许多王朝视为理财典范。

      嬴秦统一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相对稳定。除了王朝政权更迭时期外，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方方面面，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动荡。中国土地广袤，加之得自于人口众多的技术创新优势，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优势，中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这相对稳定的两千多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针对各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问题，阐发相应的看法或政策主张。    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积累了蔚然可观的经济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国家财政收支、货币管理、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管理、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然而，和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一样，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

        中华文明在建树了古代的辉煌成就之后，面对外来的更加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侵略，由盛而衰。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学术界热衷的是学习、借鉴外来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并未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参考资料

《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林毅夫，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