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大力，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叫张大波，都说“大力推波助澜”，活脱脱变成了“大力推波助性”。张大波曾经甩给我一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他要和我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合作写出一本惊世骇俗的《性、爱情和婚姻的起源》长存于世，让以后的高尚者面对我们的骨灰洒下滚烫的热泪。我被他忽悠住了，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正式跟我爸说我要学性学。我爸挠挠头，把烟头摁在墙上，烟灰簌簌往下落，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胸有成竹地说：“我已经问过了，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学科！”
我悻悻然地报考了中国人大的哲学系，既然研究不了人之本性，那就研究世界的本性，把人之本性看得通透的像一层薄薄的塑料膜。张大波阴魂不散地也报考了人大的哲学系，说要跟我继续合作。
我们当时缺少一个过来人的指点我们学哲学是没有前途的，到了社会哪哪也用不上。
果然，毕业后，工作非常之难找，面试的时候一说自己学的是哲学，考官先是肃然起敬，然后就说“下一位”。
那段日子苦啊，手头也没有什么钱，我和张大波合伙租房子，还不敢往好地方租，最终选在了回龙观千禧街的一个小巷子里。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地铁出来后，去往租房子的地方需要坐黑车。
黑车司机打量着我俩，满脸狐疑，问怎么找到龙禧街去租房子的，那可是个好地方。我和大波面面相觑，问这龙禧街好在哪呢。司机大哥哈哈大笑，说那里是男人的天堂，女人的鸡场。我们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司机大哥越聊越起劲，竟聊起自己的情人，热热闹闹说了半个钟头，到最后，司机叹了口气，说：“可是不给她钱，她还是不高兴。连做事的时候都翻着白眼。”
我安慰他说：“给点钱也应该的嘛，男人挣钱不给女人花给谁花？”
他来了一句：“连打折都不带打折的。”
这下我懵了，揪着问了半天才知道，他的情人就是在龙禧街的发廊里认识的，做事也是在发廊。
我来劲儿了，说：“这怎么能算是情人呢？是小姐啊。”
司机摇摇头，说：“她给我做饭吃啊，并且还是早上，一碗面，有时候还打个鸡蛋配个榨菜。”
一般的小姐连自己都不做饭，夜里上班到两三点，睡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还能为男人起早做饭的不多见。张大波总结这叫“一炮泯恩仇，两炮情意重，三炮永相随，四炮来生见”。
到了地方安顿好后，我和大波出门考察附近社情，路边果然是非一般的景象。隔着玻璃窗，看着三四双雪白的大腿在里面架着。
同样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不明白张大波为什么比我优秀，他向我娓娓道来这里面的门道。用他的话说，店里的女人们实在太无聊了，电视剧看腻了，打麻将又输不起，打一块钱的都输不起，况且还要随时待命，客人随时可能进来，她们就干坐着，一会儿把左腿压在右腿上，一会儿把右腿压在左腿上，呆呆的望着，呆若木鸡实在是太形象了。
这种牢笼似的境况，让我想起那句歌词“一步踏错终身错，下海伴舞为生活”，到底是人走错了路，还是这路就是错的呢。
到了晚上，张大波在租房里如坐针毡，一会儿说要一起出去吃个饭，但明明刚在外面吃过，一会儿说要出去撒尿，但屋里明明自带卫生间，一会儿说要出去买点生活用品，但明明都备齐了。
我大致猜到了他的想法，说：“走，出去散散心，屋里挺闷，挺热。”
半天没出门，外面已经换了人间和颜色，马路两边的红透着股妖气，玻璃门里面的身影被紧身衣包裹的凹凸有致。我和大波站在了一家店门口。
“进不进？”
“你说进不进？”
“是男人就进！”
“等挣大钱了再进。”
之后一段时间的面试，张大波特别卖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某部门谋了个位置，但实习期一年。而我，拖拖拉拉，总算也找了个单位。
张大波自信了，有钱了，膨胀了，潇洒了。有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派出所接他出来。
他人出来了，工作也没了，不知道他爸妈是怎么知道他在北京出了这档子事的，要他赶紧收拾东西滚回家。我跟他连喝三天酒，才让他相信不是我揭发的。
临走的时候，他指着那家暂时被关停的店，说：“大力，我走了，你可替我报仇，不就两百块钱的事嘛，臭女人居然举报我。”
我用力点点头，他不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得琢磨换地方了，大波的惨痛教训告诉我此地不可久留。
在网上观摩了一个多月才找到另外合适的一个地方，当然，离回龙观有些远，防止妖气飘得远。
晚上，我拖着拉杆箱路过让大波遭遇滑铁卢的那家店，居然又挂上红灯开门营业了。我身边也没有个商量的人了，举目无亲，站在那踌躇了许久。
想起张大波临走前跟我说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龙潭还是虎穴，得走一遭，而且得好好切磋切磋。
我拎着箱子，昂着头推开了门，一股劣质香水气息夹杂着汗腥味儿差点没把我顶出去。
我定了定神，里面孤零零坐着一个姑娘，长得倒还凑活，正看着我。
我先开了口：“晚上好。”
“哎呦，拖着行李箱，你这是要搬到我这住吗？”
“没有，我来北京旅游，说这里是5A级风景区，下了车就来了。”
这姑娘乐了起来，说：“还5A级风景区？你是旅游局的吗？”
“不是旅游局，我是公安局的。”
这姑娘做出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说：“啊，我好怕怕，一个警察千里迢迢来我这，被你抓了也值了。手铐呢？快掏出来把我拷上抓紧走，你得抓紧时间，不然我男朋友一会儿就到了。”
看来这姑娘挺有一套，不吃硬的，而且并不像传说中的呆若木鸡，口里只有项目和价格两个干瘪瘪的词语，倒跟我周旋起来了，我决定曲线救国，来个软的。
把行李箱放在墙角，靠到她身旁，从上到下把她看了个遍，挑动了一下她肩上的透明吊带，说：“正一正，快掉下来了。”因为这个略显轻浮的举动，她觉得我和其他男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公务员。
这时，门忽然吱吖一声又开了，一个穿着讲究的男人进来了，他国字脸，身材板真，短寸头发，精神的很，像是没看到我一样，说：“小蝶，下班了吗？”
“还得有会儿。”
“好，我在路口等你，你把客人安排好，就出来哈？”
“去吧，老公。”说完，这个叫小蝶的姑娘还向她口中的“老公”抛了个媚眼。
这一幕让我感觉有些惊诧，这是个什么情况，果真是颠覆了三观，难道世上真有男朋友眼睁睁看着女朋友跟别的男人做这样的交易？
容不得我做太长时间的思考，小蝶说：“警察同志，怎么着？你是拷我呢？还是，靠我呢？”
我一下子慌不择路，拎着箱子捡着步子往外跑，差点没绊倒在门口。
肚子里闷了一坨屎一样臭的怂气，真不甘心，我决定日后再会。
到了新的地方，那段日子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回龙观的恩恩怨怨早已抛在了脑后。要不是张大波冷不丁给我来个电话，恐怕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他是在喝醉了酒之后给我打的电话，问我混得咋样云云，最后低声问我：“大力，你帮我报仇了没！那女人啥味儿啊？”
我顿时张口结舌，以最近工作忙，老加班到深夜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大波在电话的最后，大着舌头絮絮叨叨：“哥们，我可是跟你说认真的呢，当初要不是我给你趟路，现在回老家的说不定是你，此仇不报，我诅咒你一辈子硬不起来，终生眼巴巴空流泪！”
我倒吸着凉气，挂了电话，脑袋里乱糟糟的，不叫事的事儿居然也被当做事儿。
后来的那次，其实并不是专门要去，正好因为公差路过，便准备再观摩观摩。
我准备来点野路子，在那家店附近买了点啤酒，又搞了些熟食，考虑到女孩喜欢甜食，又整了个半价促销的水果小蛋糕。
一进门，果然小蝶还是一个人坐在里面，她见到我先是一愣，忽然又记起什么，说：“你上次说自己是警察，这次要说自己是送外卖的吗？”
我腆着脸，笑嘻嘻地说：“孤独了，寂寞了，找你唠唠。”
说完我把酒和熟食放在了她大腿跟前的茶几上。
小蝶和我四目相对，确认过眼神后，觉得我是认真的，她说：“等会儿。”
她找来一张桌布铺在了茶几上，说：“这样干净些。”
喝了点酒后，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张大波在这店里被坑的事和盘托出，还演绎得声情并茂，怪这家店把自己的无产阶级友谊打碎了，说自己虽然在北京当个公务员，但是失去了张大波，就像马克思失去了恩格斯，孤单得不行，寂寞得不行，人生渺茫，前途未卜。
怎料小蝶吹了整整一瓶，说：“他有你这样仗义的哥们，值了，我替他敬你一个。”
两人喝的五迷三道，小蝶也打开了话匣子，说起她的故事。
小蝶家是西安的，家里条件很好。她爸爸是会计，因为贪污被革职了，但家里依旧很有钱，每个月收租金都得一两万。小蝶是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女孩，从小特别受宠，受的的教育也很正统，家族对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让她学这学那，但她啥都不喜欢，读书到初一就不想读了，想到社会上混一混。她妈很心痛，打她，问她上不上学，她说不上。后来，她逃学出来，在社会上接触了一些不正经的人，稀里糊涂地就被带到发廊这来了。
她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上边流眼泪，下面流着血，每当她想家的时候，是如何压着声音，瞒着近况，使劲给家里人寄钱寄礼物，缓解心理的愧疚和恐惧。她说：“雪地里是埋不住死孩子的，什么事都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干这一行的说实话是见不了光的，同样是卖，你看那些女明星多风光，没法跟她们比。以后不能让孩子知道他妈妈干过这个。那时候还不如死了算了。”
小蝶对我的身份表示羡慕，说：“你天天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就把钱挣了，工作又体面，也不用天天熬到两三点。”
按照与人相处的“示弱”原则，没人愿意主动揭自己的伤疤，除非对方也是伤心人。我说：“现在形式主义闹得厉害，天天推材料到两三点都不是事儿。而且都两三年没涨过工资了，压力很大。”
没想到她问：“天天熬到两三点？那你还硬的起来吗？”
我一下子脸红了，没回答她。
“那你可得保重身体，还没结婚就糠了，那可不好。”
我感慨道：“人啊，都得自己成全自己，自己不折腾自己，还指着谁折腾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还指着谁看得起自己。”
聊到这，她说起之前出门买早点，就剩一根油条了，她先要的，但是被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大学生直接塞进了塑料袋，她很生气，两人吵了起来，那个大学生说话不知好歹，嘲笑小蝶是从不正经的发廊里走出来的。小蝶不屑地说：“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就了不起啦？你长这么大还是花家里的钱吧？我虽然没啥学历，但我的钱是我挣的！”说完，她从那学生的塑料袋里把油条又抽了出来，边塞进嘴里边回了发廊，大学生一点脾气没有。
半醉半醒中，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一个和这氛围格格不入的坚强和勇敢，向她诉说着自己“钱包被偷”的故事。
大一寒假，在春运回家的火车上，我旁边坐了个外出打工的小伙，顶着头杀马特的发型，大冬天的穿个露肩背心，左胳膊上纹了个龙，右胳膊上纹了个虎，一个劲儿地挤我，我那时候少不经事，不敢吱声。上厕所的时候，我摸了下挨着他那一侧的裤兜，发现钱包没了。我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来，一万个确定就是这个杀马特拿的。我非常想跟他商量，钱拿走，把证件还给我，但是憋了一路，只等他下了车都没敢跟他说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他下车的时候还回头望了我一眼，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甩了甩黄毛大摇大摆走了，我居然还跟他点了点头，示意他一路走好。
经过大二大三的摔打磨练，有过失恋，有过挫折，慢慢学会了拒绝，也学会了观察和掌控局面。
同样是在大四回家过年的火车上，还是一个杀马特发型的小伙儿坐在我旁边，头发长的几乎看不清脸的模样，手指上戴着个假冒伪劣玛瑙大扳指，为什么我判断那是假的，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adibass”的运动鞋，还挺新，乍一看还看不出来。我疲倦地打着盹，火车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晃醒后我发现钱包又没了，里面还有一张密码为123456的银行卡，这下慌了。我朝他看了看，他眼睛闭着，晃动了几下身体，不能完全确定是他拿的，不能冤枉了好人还挨顿打，先探探底聊聊天吧。
我买了包烟，跟他套近乎，聊天中，知道他在北京大红门附近的服装厂做工，元旦前在在美发店打杂，大冬天经常在冰水里洗毛巾，手都裂了。我观察了一下他的手，的确有几道红殷殷的扣子，指甲很长，里面塞满了黑色的污垢。他的胳膊上还有一道刀疤，他告诉我是帮老乡打架留下了，还差点进了监狱。南方的冬天湿冷难熬，手足常常冻裂，我还特地带了几瓶润肤乳，从包里抽出一支给了他，他一开始不要，我说拿着，他便收下了，当场打开抹了一些。他说现在干的服装厂每个月才3000块钱，我之前为了让他知道我的身份知难而退，谎称自己是军校学员，一个月才250块钱补贴，都自称“二百五”，他非常用力的笑了笑。之后，我把那包烟全给了他，说是放假的时候同学给的。快下车的时候，他说前段时间几个朋友偷了两辆电动车，还放在大红门住的地方，他说：“哥，留个电话，过完年了我送你一辆。”我感激地点点头，互相留了电话，但明知这个电话是永远不会拨出去的。在他出门前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摸了下裤兜，钱包回来了。
小蝶听了我的故事，哈哈大笑起来，半天停不下来，向我伸出大拇指。
酒喝到了最后一滴，我抬起腿要往外走，小蝶拉着我，说：“晚上就睡这儿吧。”
我说：“你男朋友呢？他不来接你了？”
“他今天值夜班，不过来了。”
第二天，我迷迷糊糊地起了床，才发现小蝶躺在旁边，正瞪大眼睛看着我。
“你醒啦？”
我下意识地摸摸裤裆，说：“昨天，我们那个，没什么吧？”
小蝶摇摇头，笑着说：“你昨天睡得很好。你有个地方和我男朋友很像。”
我问她哪里像，她说她男朋友第一次和她躺在一块的时候，也一点没动，要是一般人，怎么压得住枪，早走火了。
小蝶当时心里也很纠结：辛亏他没动，要是动了，真不知道该不该收他钱。
原来，她跟男朋友是在麻辣烫店里认识的，因为深夜恰是火爆时候，人多座位少，挤在了一张桌子上，三言两语才知道，原来两人还是老乡，互相又看对了眼。吃完麻辣烫，两人在马路边上走到深夜，到24小时店里买了牙膏牙刷就去开了房。完事后，小蝶骗男朋友说自己开了家按摩店，自己是老板娘，不出台。
老乡是个酒店经理，小蝶对他颇有好感，情人节的前一天，她拉上我去附近的超市买礼物，问我该买什么好。我建议她起码去商场逛逛，她摇摇头，说那里的东西都是黑心价。
基于有限的经验，我说那就买条领带吧，顺手拿起一条黄色的领带，小蝶说：“要红色的，红色代表爱情嘛。”
她的脸上洋溢着温暖的幸福，一种和所有人一样的洁白无瑕的幸福，我恍然就忘了她的身份。
多日后的某一天，因为国企改革，我在工作上失落失意，失去了一切的乐趣和豪情，想起来去找她聊聊天。
到了店里，却发现多了个大妈，原来是早上过来干保洁的。
“看你哈欠连天的，昨晚接了几个活儿啊？”
“两个。”
“用套了吗？”
“都用，怎么能不用？我可不能要钱不要命。”
说完，她进到里屋洗内裤去了。她边洗边跟我聊天：“小姐们的内裤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不是那种洗浴中心的纸的，而是穿了一两次，脏了就扔了，她们不愿意洗，懒。别看我懒，请阿姨过来做保洁，但我不一样。我的内裤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条，粘上例假我都洗。”晾衣架上还有其他的几件衣服，小蝶说她特别喜欢kappa，但也会买安踏、乔丹、李宁，但她最喜欢的还是米奇，她说到“只要是米老鼠的都喜欢”的时候，嘴唇上扬，流露出少女一般的可爱。
她晾内裤的时候，我走到外面来，大妈一脸不屑地告诉我：她骗你的。昨晚都没用套。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小包房里的垃圾桶里干干净净的。
我脑袋里一下子咣地一声膨胀起来，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俗话说“宁愿娶个妓女做老婆，不愿娶个老婆做妓女。”什么是脏？有些小姐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喜欢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比如，她们坚持用套，认为只用隔着这么一层橡胶，男人们弄的就是橡胶而不是她们的身体，她们只是给橡胶提供了一个场地而已。
大妈打扫完卫生走了，小蝶走了出来，说：“晚上找个地方喝点怎么样？有个事儿跟你说。”
正合吾意，但我本想问问什么事，或者问她男朋友是否过来接她，但她说自己有点累了，躺下睡觉了，我便不好说什么。
晚上，在距离她店四五公里的地方，找了家小饭馆，点了水饺和凉菜，喝着啤酒。
因为工作闷闷不乐的我，全然忘了她也有事跟我说，向她吧啦吧啦倾倒了所有情绪上的垃圾。她耐心地听着，给我提出了建议，苦笑着说：“你失落的时候就想想我的处境，还有啥想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她也有事跟我说，问她啥事。
她突然绷不住了，趴在桌子上抽泣了好一阵子后，才说男朋友终于还是知道了自己是在接活儿，一气之下抛弃了她。女人一失落无助就会想家，她听妈妈说身体不太好，想见见她，也想见见她的男朋友。原来，怕爸妈担心，小蝶谎称自己是在北京某医院当护士，男朋友是公务员，现在该要兑现了，她自己回去容易，但没有男朋友。
我一口闷了半瓶白棒子，答应帮她演好回家探母这出戏。
结账的时候，小蝶坚持要付钱，我说我来吧，哪有让女人付钱的道理，她胳膊在我面前一横，说：“你也挣不了几个钱，我虽然挣的钱不算干净，但自食其力，一顿饭的钱不算啥。”
我立在那，热泪盈眶，泪流到嘴里，苦的，跟酒的味道差不多。
将小蝶送回店里后，黑车司机送我回去。
司机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去千禧街了？”
我说：“做小姐怎么啦？大哥你有需求也不一定都靠大姐吧？那多干巴啊，还不得找她们，人家又没偷没抢，你们自己送上门的，她们怎么就不能做小姐了？”
司机大哥被噎住了，半晌憋出一句话：“你说的在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去市场买了一些特产和礼物，和她一起坐车回西安。
到了她家才知道，她口中曾经的辉煌都是老黄历了，她家的屋现在成了农场的一部分，一排排房子很整齐，只是毕竟有些年代了，显得有些破旧，墙角下长满了草。家门上的春联倒是新贴的，但是风吹日晒有一阵子了，有些褪色、开胶，风吹着沙沙响。屋里很小，大约只有20平米，客厅和卧室用一张脏兮兮的布帘子隔开。客厅有一个两人坐的旧沙发，对面放着台老旧的电视机，屋顶吊扇的叶片上蒙着一层黑乎乎的灰尘。屋后还有一个20多平米的小院子，一侧搭了个小厨房，灶台上还放着一双筷子和碗，还没洗，碗口盯了一圈苍蝇。
小蝶不好意思地张罗我坐下，但却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她又跑外面叫妈妈。
一会儿，她妈妈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很朴素，看样子刚从农场干活回来，手里还拿着农具。看到我，她先是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笑呵呵地问我哪里人、做什么的、多大了等等问题。我按着事先和小蝶商量好的口径一一回答，小蝶妈妈很满意。我反而好奇起来，不是说病重吗，怎么还下地干活。原来小蝶妈妈就是有点高血压，时好时坏，医生开了药，现在稳定下来了，这次主要就是想女儿了，找个借口让她回来一趟。
中午，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朋友，其实主要是来看小蝶“男朋友”的。我当时十分紧张，深怕说错什么话穿了帮。可能是我一身书卷气帮了大忙，大家觉得我是个正儿八经的人，有礼貌，还让小蝶多向我学习。小蝶适时地把带来的礼物分给大家，又赢来了诸如“很懂事”“会做人”的夸奖。
午饭吃的很开心，小蝶也露出一脸的满意，不时地对我的表现点头。她家亲戚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小蝶爸爸在牢里还有几年，拜托我好好照顾小蝶，说小蝶小时候被惯坏了，有些地方多包容等等。
饭后，小蝶以“第二天还要值班”为理由，和我一起坐上了到火车站的三蹦子。出发前一刻，小蝶妈妈靠上前来，往我怀里塞了几个咸鸭蛋，说火车上就着泡面吃。小蝶眼角有些红润，车子发动后，她一直扭着身子往后招手，而她妈妈一直站在那，直到我们拐弯才看不见了。
到了北京后，小蝶拉着我，嗫嚅好久，才说：“大力，我们以后还是不见面了，我准备离开北京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去哪？”
“应该可能回老家吧，也可能不是。”
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任凭她消失在喧嚣嘈杂的人海中，想去喊住她回头，又觉得让她离开才是更好。
我在心里想着：她，不管算是年轻呢还是不年轻，人生的路都还很长。我不会廉价地祝福她活得更好，只祝福她为自己走，为自己活。
既然不见面，却总是牵挂于她，一片孤零零的浮萍，不知飘往何处。向她打电话和发短信都石沉大海，没有收到回复。好几次换手机，整理通讯录，在准备按下删除键的时候又停了下来，虽然相忘于江湖，不如留着一条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的线。
就在前年，小蝶终于回复我了，她给我打的电话，说爸爸刑满释放了。我向她表达祝福，一家人终于能聚在一起了，有一种破镜重圆跟爱情有关，也跟亲情有关。
小蝶的男朋友后来和她重归于好了，并没有离开北京。去年上半年，小蝶开了一家洗衣店，主要接酒店的单子，她负责经营，爸爸捡起会计的活儿，负责理账。下半年，她给我发了一张结婚照，对方正是当年的酒店经理，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北京的婚礼，人不多，就双方父母和一些北京的姐妹和朋友。我瞅着照片久久不能离开视线，看多了竟觉得她的老公有点眼熟，刨除之前在店里的一面之缘。因为在外出差，就打了个招呼没去，但把礼金转了过去。
今年的某个时候，咱们单位有五个哥们喝了酒开车去千禧街潇洒，结果在距离单位三百米的地方撞了车，估计是在回龙观快活过了头，车都不会开了。我突然想起小蝶来，想了解她的近况，问他们夫妻两人有没有过得很好，但电话那头的小蝶异常地兴奋，她顾不上让我插嘴， 说：“我当妈妈啦！”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竟让我有些语塞，转而镇定下来，说了一大通祝福的话。原来，小蝶过几天就要举家回老家生活了，北京这片土地有太多圣洁的地方，有太多雄伟的地方，有太多阳光普照的地方，也有不少阴暗潮湿的地方，也有不少肮脏龌龊的地方，而现在，小蝶和她的家人已经不在乎它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了，她们只要有个温暖的地方，那就是家。
挂完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对于小蝶，她终于化茧成蝶，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人生之路的弯道超车。
我突然又想对小蝶的老公说几句话，猛地想起小蝶曾经给过我她老公的电话，我翻动屏幕，却发现那个号码有两个备注，一个是“小蝶老公”，一个是“摩托男”，原来四五年的生活已经把脸庞刻画的面目全非，当面“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猛地想起当初在火车上的一幕幕，想起他为哥们两肋插刀的事，想起他要送我摩托车的事，心头上的石头落地了。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翻出小蝶老公的电话号码，纠结于是否要去拨通它，或许它可能已经是一个空号，任凭那毫无感情的语音在深夜回荡。
（纯属虚构，部分细节取材自山西人民出版社《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与本人概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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