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就爱李清照，她的诗词中的清雅、细腻、多情和凄凉总以不矫不饰，随意随性的笔触轻轻淡淡地挥洒，平实中蕴着精致，柔美中透着空灵，明净中含着隽永，恰似她笔下的秋雨，点点滴滴，清亮剔透，却又凉意沁心，愁情入骨。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间奔突出的竟是男儿的豪情，壮士的英勇。
一直以来，只是欣赏她的诗词，对她生平的了解却很有限，今天在余秋雨的散文《关于名誉》中，对这位魂散近千年的女诗人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李清照一生的不幸，我们可以从她的诗词中约略感受得到，而她与夫君赵明诚举案齐眉、琴瑟和谐的爱情也颇为人称道，知道她家族政治上的颠沛，知道她在丈夫病逝后的飘零，以为这是她命运多舛的全部，却不知这乱世中落魄流离的女子在年近五十的迟暮之龄毅然再嫁，这破釜沉舟般的勇敢确实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是何等的勇气？又是怎样的决绝！勇气之叹是因在那个时代，儒家伦理、宗族纲常、名门出身，千重绳索的绑缚，没有足够的勇气何以挣脱？决绝之论在于舍弃了为情深意笃的亡夫的坚守，舍弃了这半生留下的芳名贞洁，自此沦为笑谈，于易安如此清雅之人，不是在疲惫之极，孤苦之巅，不是在看到未来的星微阳光之时，怎么会拔剑斩断万千牵绊而寻一方自我呢？
如果自此她就过上了安适而平静的生活，那么晚年的李清照也该是幸福的，可世事总是将人捉弄，愈是才情过人的人愈是难以猜度小人的暗算。热烈追求她的张汝舟不过是个感情骗子，他以奸商的目光对李清照所剩无几的文物收藏觊觎已久，而到手之后，自然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拳脚相加，百般虐待。可怜的李清照，只要还有一点可容忍的余地，也绝不会再破门而出公开家丑的。”余秋语是这样说的，可我认为，在那个时代，做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并不见得真的有多大的生命危险，也不至于一定会被张汝舟抛弃，否则也就不存在她不顾一切地向官府提出上诉，要求离婚的事实了。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视角，我的理解是：李清照更看重人格的尊严和情感的高贵，即使是这样一个嬴弱而苍老的肉体，也有着宁折不曲的风骨，鄙夷凶恶的正气。尽管知道将要领受自作自受的嘲笑，尽管明了与无赖的对质会使自己丢尽脸面，当然她更清楚即使告倒了丈夫，自己也要被拘禁两年，正如她所言：“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可她就是上告了，并且离婚成功。这一切背后的苍凉、绝望、毅然、决然中突显出的不是被他人耻笑的可怜，却是令我崇敬的不屈和果敢。
那个时代距离今天太遥远，而这遥远的距离恰恰赋予这段历史更强劲的力量，让它重重地砸在我们的心上，不仅发出巨响，而且还锤出了深深的凹痕。我遗憾的是到今天才知道这位伟大女诗人的此番遭遇，否则对她的诗词该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不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避讳谈她的这段历史，就像余秋雨说的：可能是担心涉及到她的名誉而表述不清吧。而我知道余先生也是敬仰她的人，他何尝不是在为她叫屈，为她不平呢？可我仍不能同意他这样的说法：“真希望饱学之士不要嘲笑后代读者对李清照命运悲剧的无知，这种无知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过滤和选择。”为什么这样的历史就应该被过滤？难道告白于天下，真的会难逃万世之讥？李清照虽知晓了人世的炎凉，但即使在那样封建的时代，她仍不会自轻自贱到自毁的程度，她相信有智者，有明士，所以她才说：“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在我看来，李清照何耻之有呢？她热爱赵明诚，即使在他死后，以一个女子柔弱之躯，在战乱之年追随宋高宗，以求献上全部古董，只为一洗丈夫的“玉壶之冤”，而在颠沛流离后，心神俱焚，万般疲惫，又是年事已高，孤苦伶仃之时，她怎么不希望有一个家可以安歇，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正因为她是个才情卓绝的人，她才会有更多的敏感，更多的愁，才会有更多的精神需求，她所欠缺的只是对男人的判别，不幸竟将自己如此的脱俗高雅，绝世才华沦陷到无赖之手，也许善良的本性往往过于纯洁和天真，但面对一个处心积虑、刻意伪装的人，又有几人能辨得真假？而即使是在那凶恶之手的残忍摧毁下，她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傲然挺立起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背负如山重压，抛开一切荣辱，俯视万般嘲弄！那一刻我想象着她的心灵在如何剧烈地颤抖。这不是在今天啊，千百年前，不是用尽一生的气力，怎能挣脱这沉重的桎梏！而即使在今天，又有多少女人能拥有她那样的无畏和超然？
还是那句话，这一段历史何以要被刻意过滤？作为文化的历史它可以不被提起，可作为人性的历史，它应该被弘扬。它让我看到了诗人更为丰富的人生历程，更为灿烂的人格魅力，她有耀眼的才华、高雅的情趣、坚毅的性格、澎湃的豪气。尽管她的很多词中都流露出惆怅、烦忧和凄惶，可她不是在强说愁，她的词不慕虚荣，不为名利，只是在倾诉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恰恰是她作为知识女性心中仅存的宣泄空间，她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排解忧愁，从而积聚生存下去的力量。也许还有人会觉得这段历史玷污了李清照的完美，而我却因此更爱她，因为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勇士，因为她是一位至真至纯、至情至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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