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曆戊戌狗年春節來臨之前，香港特區警務處長盧偉聰召開發佈會公開了香港於2017年的犯罪情況及與過往的數據比較分析，而隨後他也參加了香港電台的星期六問責，就罪案報告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在整體罪案數字來看，香港警方錄得2017全年罪案為56,017宗，較2016年下跌4,629宗（7.6%），視為1975年以來最低。根據警方提供的圖表，平均每10萬人口中2017年僅有758宗罪案，視為近46年新低，且過去十年間一直呈下降趨勢。無論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還是Backgroundcheck.org對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與地區的安全程度排位中，香港都排在世界數一數二。然而，縱使在香港的罪案數字以及安全評級明顯相較如巴黎或紐約、多倫多等其他國際化都市為低，是否說明香港一定比那些城市或地區安全呢？下面，我們就分別以錄得罪案里幾個重要範疇分別進行扼要分析。
首先，我們以社會關注比較廣泛的毒品案入手。毒品之所以引起重視，除了所涉及的年齡群體相當廣泛之外，還有傳媒對這類案件的高度關注以及警方的禁毒宣傳，給予公眾更多曝光率造成的觀感，也為公眾看待毒品的態度作出了相當程度的影響。警方公佈涉及嚴重毒品的罪行在2017年有1,553宗，較去年下降近一成。對於一些國際公認的毒品如冰毒、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懲處力度及記錄在案方式是相似的。但有個別毒品——大麻——在國際上被看待的地位有所差異，導致罪案數字記錄的準則有所偏差。如美國某些州以及歐洲荷蘭等國家或地區，大麻是一種被合法化用作娛樂用途的的毒品，民眾使用或種植大麻並不會被逮捕并錄入罪案數字。筆者曾到訪阿姆斯特丹，甚至有便利店在出售大麻種子。但同樣物品與行為，在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地區則被視為犯罪，會被記錄在案并懲處，具體從明星於北京被捕，以及在星期六問責中盧處長所表述關於大麻觀點可見如此。
其次，社會還比較關注的是強姦與非禮案件。2017年共發生了65宗強姦案，較去年少了六宗，破案率達92%。其中七宗涉及陌生人犯案，當中六宗已偵破。其餘案件多數受害人與疑犯相識，更有15宗涉及受害者年紀為16歲以下。非禮案多發生在公共場所及交通工具，有1077宗，比去年上升58宗，破案率為79%。不過，單從這些報案數字我們卻並不能對這類案件情況下一個定論，因為這當中存在著許多社會變數以及隱藏信息。第一，我們必須得引出「犯罪黑數(Dark Figures)」這個概念。官方公佈的罪案數字不一定就是準確的數字，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受害者沒有報案。
選擇不舉報的原因有多種，可能是害怕聲譽受損，可能是覺得報案也不能改變既定事實，也有可能是受害者根本意識不到罪案已經發生,比方說發生在法律意識薄弱的情侶或夫婦之間，或是根本對世界觀未有清晰界定的青少年或兒童身上。有數據顯示，在整體罪案上受害者報案率僅有46%，而涉及強姦的罪案報案率更只有43%之低。第二，不同社會文化下對強姦或非禮的定義或許有所不同。比如婚內強姦及家暴的認識是在西方立法相當長時間后才被東方社會所重視；比如在中東某些地區可能掀開女性頭巾可以構成非禮，但在許多地方女性甚至不戴頭巾。在公共交通或公共場所遭受非禮的受害人，也不一定會馬上報案。第三，由於在許多社會的認知觀念上女性作為一個應受保護的群體，且在犯罪性別比例上男女的巨大差異（雖然女性犯罪比例在歷史上呈上升趨勢），許多人把受害者自然標籤為女性，甚至當男性受害者受到女性侵犯時亦抱有該觀念而選擇不報案。事實上，同性侵犯以及女性對男性侵犯的事件亦有發生。
再者，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還有詐騙勒索類案件。2017年共有7,091宗詐騙案，較2016年總體下跌169宗。但這當中的1996宗網上商業騙案卻較去年上升了394宗，造成三千多萬的損失。另外還有“網上情緣”等多種虛擬詐騙方式，上升了超過一倍，造成上億的經濟損失。而電話騙案雖有147宗下跌，但991宗的數目仍占騙案的一個重要比例。至於勒索案，主要在虛擬世界開展的裸聊以及在2017年一度成為熱議話題的加密病毒勒索案較2016年下降，但由於涉及三家旅行社的客戶資料被盜取而受到社會重視。在該類案件中，比如購買偽造演唱會票或購物，乃至裸聊而遭致的詐騙勒索損失，可能因為數額不大或羞於啟齒等原因沒有報案，因而同樣會出現犯罪黑數的情況。
當然，罪案類型并不僅在於此，另外還有白領罪案、涉黑罪案、兇殺案及盜竊搶劫案等等，由於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述。通過以上三種與市民生活較為貼切，且罪案數字較大的類型案件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結論。在關於人身安全的治安層面，相較於許多國際都市如紐約、巴黎等地，香港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城市,正如前助理警務處處長吳家聲博士與前蘋果日報總編輯鄭明仁先生所說：“在香港，喝酒夜歸的人士也不大會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
綜合以上談及的犯罪類型以及在罪案報告上呈現的其他類型案件，我們可以得知即使在官方數據呈現出來的罪案數字不一定就是客觀全面的，其中還會隱藏著一些所謂的「犯罪黑數(Dark Figures)」問題，即在特定情況下官方沒有記錄在案的罪案數字，如：罪案發生了但沒被揭發（強姦非禮以及小額詐騙）；罪案發生了但當中沒有受害者（賭博以及賣淫嫖娼）或者受害者不知自己已經成為受害者；以及一些處於法律灰色地帶還未被立法定為犯罪的行為，等等。
上述提到的最後一種情況可以引申出一個觀點：罪案數字在某程度上是一個由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出來的產物。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同一行為的不同立法導致該行為可能在某些地區合法而在另一地區則為非法，如荷蘭的吸食大麻以及嫖娼合法但在中國卻不然；即使是同一國家或地區不同時期的立法也會有所更改，如美國的同性婚姻與加州大麻合法化，還有香港關於同性性行為的立法態度改變。這些都會導致罪案數字構成的不同與波動。在美國由於槍支管制與香港大相徑庭，因此出現的兇殺案以及防衛誤殺等案件會呈現出結構性的差異。另外，保險公司的條款也會影響罪案數字，部分商業保險或者個人信用卡被盜刷等銀行業務，亦需要市民提供警方報案回執，可能也會導致數字的變動。
不過話說回來，在橫向比較全球罪案數字報告的絕對值中還有一個問題注意，也是報告中罪案類型的組成問題，不同地區的罪案報告組成結構也會不同，有的地區會把異性強姦和同性強姦分別列案而有些地區會計算到一起。
除了官方罪案數字報告，其實社會還有其他手段來幫助建立更全面客觀的犯罪情況，如能較有效反應罪案情況，具有檢視官方數據功能的受害者調查(Victimization Survey)，通過科學選取樣本組填寫關於罪案的匿名問卷，以便更好分析罪案情況。然而這些調查在香港已中斷十年之久，筆者建議政府應該提案調撥預算配合大學重新啟動該項目。
除了横向比較世界各地罪案數字情況以外，常見的比較手段還有縱向比較同一個社會的罪案變化數字。這次盧處長也提到，2017年每十萬人罪案為758宗，為46年來新低。乍一看其實是非常滿意的傲人成績，但其實真正在現今快速發展的社會中真正有比較意義的只有近十年的犯罪數字。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發展，一些涉及罪案的形式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入我們的生活，如一些科技或白領罪案，以及新型毒品等。而由於社會進步，罪案發生的方式可能也會發生結構性的轉變，如家電的輕便化可能會導致入室盜竊的罪案相對之前有所上升。
與之前不同的是，如今警察的職責更加多元化，也延伸到了預防罪案發生的範疇。其中最主要的是展開教育工作，包括提高市民的警惕與法律知識、對有關情況進行調解，比如配合社工對潛在的婚姻內罪案預防進行疏導，以及針對不同性質的前犯人進行再教育防止再次犯案。此外，在立法層面增加如量刑等犯罪成本亦會導致罪案數字的下跌。
在執法方面，警察的專業素質以及警察處事手法的公正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是否前來報案的內容是否會被認真對待以及記錄在案。除了個別受到公眾質疑的警員如朱經緯案外，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警察的素質在經受公眾長期檢驗下證明是非常優質的，無論是遭受市民無理辱罵下的應變還是在公眾活動中按守則克制執法。即使如此，針對警察的職業素質與技能訓練應該具有持續性，不斷保持與提升隊伍質量。在裝備裝備方面也要及時更新，為服務社會撲滅罪案增添助力。在星期六問責中盧處長也提出會持續撥款為警員加買攝錄機，以便更好收集第一手資料。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考慮，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發佈會所提及，香港在恐怖襲擊的受襲風險為中度。對這個國際金融都會與自由貿易港，對香港政府以及香港警察都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對此一定要保持相當警惕，遏制任何可能會引發恐慌和災難的事件發生。
在微觀層面，警察和市民、媒體之間偶爾也會出現一些摩擦，尤其是近年出現次數呈上升趨勢的在公眾活動中。為了維護社會的安穩，處理好警民、警媒關係，互相幫助互相監督，為香港社會有序發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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