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灵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挣扎

              ——论邓刚笔下的高夫德的精神世界

                                                                刘浩

      摘要：邓刚的中篇小说《娶个媳妇上东炕》审视与透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消解进行了批判，它以犀利的笔触直逼主人公高德夫蒙尘的心灵，写出了他的灵魂搏斗和精神挣扎。

    关键词：高德夫；知识分子；传统；现代

        知识分子题材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一传统在新世纪文学中得到继承。与文学史上常常将知识者塑造为“拯救者”、“文化英雄”、“受难者”不同，当下文学普遍存在着对知识分子“去圣”化的倾向。就此而言，邓刚的中篇小说《娶个媳妇上东炕》可以称得上与文学主流保持了一种“共名”。但是这篇小说与那些以对知识分子批判为主旨的小说不尽相同，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家并不是简单直白地书写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一味地对主人公（大学教师高德夫）进行冷嘲热讽，把他塑造成一个平面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高德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灵魂的挣扎来审视和透析其精神世界。

                  一、道德良知的古风遗存

        《娶个媳妇上东炕》中的高德夫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中文系教授，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如果宽泛地说，他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文化观念在其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立身行事的准则。

      中国古人曾把师与天、地、君、亲并称，《尚书》中记载：“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可见人们对师的敬仰与推崇，“师者，人之楷模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虽说在后来人看来教师与知识分子之间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但当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的时候，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也就是知识分子，当然这里的教师并非那些开私塾的乡村中下层教师，而是一个广义的名词，像苏轼，我们一般不认为他是教师，但是当我们说所谓的“苏门四弟子”时，也就证明了他是一个“教师”，欧阳修也是一样，曾经广泛提携后进，桃李满天下，韩愈甚至在世人皆耻为师的情况下要传道授业解惑……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中精英型的教师都不是知识分子，那还有哪一个群体可以担当起这个神圣的称号呢？可以说，那些经典名言中对教师的价值评判，也是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事实上，根据西方学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1](p12)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古代优秀的读书人并没有辜负社会共同体对他们的期望，他们承担起了社会期待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的责任，其中的道德品质优秀者，已经被公认为社会的脊梁。

      在高德夫的身上，流淌着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时时流露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他每天必看电视新闻，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议论时政，他的论文选题《文学的保守与经济的开放》，显示出了其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责任感；在某些方面他甚至保留着传统读书人迂腐的一面，如得知保姆麦穗在电视里看到打折广告后买了一套时髦的连衣裙，就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感叹：“电视啊电视，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灾难？”并决定第二天给学生讲课时，抽空讲一下电视文化在改革开放中的利与弊；他同时怀有一种正义感，在听到保姆的女儿谷粒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时，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怒骂饭店的老板“光天化日的大千世界，坏人如此猖狂，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了……”他恪守“师者，人之风范也”的古训，哲学教师李平凡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情人相依相偎的举止在他的眼里简直是“有伤风化”、“有辱斯文”，数学系的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师与二十多岁的女学生乱搞，更是让他目瞪口呆，他认为师生私通该是何等的大逆不道、有失体统，他对儿子不愿与同居的女友结婚大感愤怒，一个劲地唉叹：“不是真正的爱，和人家上的什么床！唉，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呀……”“我和你妈那一代，比你们这一代纯洁一百倍！我们是没有爱情，但我们有亲情，有友情，有真情，至少还有革命情；你们呢，全是只知道上床的流氓，动物……野兽！”[2](P.18)

      客观地看，高德夫的这些思想、行为尽管在“新潮人士”看来未免落伍，但从传统文化观念而言，却不能不说是读书人的一种优秀品质，传统当然不是尽善尽美的概念，但至少就这些品质而言，仍是商业社会中的一抹亮丽的风景。

            二、在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沉沦

        在世人的眼中，大学是人类社会中的一方净土，是一片美丽的世外桃源，高高的象牙塔充满了庄严神圣的神秘感，在《大学》中记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p.1)蔡元培也曾经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然而在商品经济波涛汹涌的现代社会里，“校园与社会之间插满了连通器，社会上风吹，校园里草动，社会上杯弓，校园里蛇影，校园不但可以成为社会的晴雨表，校园自身其实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4]在世俗与精英、欲望的诱惑和坚守的尴尬中飘摇的大学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崇高与神圣，呈现出了芜杂的色彩。

          新世纪以来，“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5]张者以《桃李》、《桃红》等作品率先揭开了风光旖旎的象牙塔那神秘的面纱，揭示出了学术腐败、权力寻租、游戏感情等一系列高校存在的问题，抨击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异化。

        稍后出现的《娶个媳妇上东炕》也同样为知识分子头上神圣的光环“祛魅”，它写出了 生活在商业社会中的高德夫，受现代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渐失却传统的优秀品质，随波逐流，与“现代恶”合欢共舞。这篇小说把高德夫的生理本能的无法满足这个原本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情作为故事的开端，实在是对当下知识分子荒唐滑稽、消极颓废的的生存现状的一种嘲讽。而高德夫的“良师益友”，做为探索世界的奥秘，解决人类思想问题的哲学教授陈平凡却是和流氓一个档次，满口粗俗的下流话，与学生对骂，乱搞男女关系，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情人搂搂抱抱。象牙塔中道德的坚守、信仰的执著已被膨胀的物欲、情欲取而代之，昔日那些深沉儒雅的沉浸在书斋中怡然自乐的大学教授，已经走向广阔的世界，摇身变成了快乐的消费主义者。他们的价值理念完全依附在现世人生的低浅层面上，这些知识精英口中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高深的学问，而是如何享受生活，在儿子和陈平凡的“言传身教”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德夫摇头晃脑地开始叹息这个世界有些混乱，却又有点儿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学生面前极力保持师道尊严，背地里却跟着陈平凡一起兴味盎然地观光“青春年华夜总会”的节目。由听到儿子女友的叫床声的愤怒到悄悄地看黄碟模仿他们，大学教授高德夫的高雅和斯文已经荡然无存。

        在陈平凡的“调教”下，高德夫抱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态度请保姆，其真实目的是要寻觅一个性伙伴。他步步为营，先偷偷地利用“黄碟”作为教材引导麦穗，接着直接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理论对麦穗进行循循善诱的“启蒙”， 在传道授业解惑的三尺讲台上，高德夫竟然面对女学生饱含温度的大眼睛委屈得浮想联翩：“我堂堂的大学教授，而且还具备令女学生眼睛发亮的气质，却为了个农村女人，竟然像个偷吃糖果的孩子……”这实在有损于大学课堂的神圣。在“厚着脸皮走到底线，但还是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以“醉酒”的姿态终于占有了麦穗。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高德夫时常为拥有这个“多功能”的保姆暗自窃喜，然而，他这种占了便宜的洋洋得意在目睹儿子高天与麦穗的女儿谷粒的真爱后骤然间灰飞烟灭。他可以容忍自己的儿子和开放现代的城市姑娘鬼混，却容不下他与美丽纯洁的谷粒的真爱。因为在他看来，高天的那些出身于高干家庭的都市女友与他的家庭是门当户对的，一个乡下保姆的女儿是没有资格走进他的家庭的，他毫不犹豫地棒打鸳鸯，赶走麦穗，并不惜毁谤对他百依百顺的麦穗的名誉。

        至此，传统人文精神在他的身上已经失落、消解。而且，严格说来，作为教师，高德夫不仅在品行上不具备知识分子的品德，就是在专业素质上，也不能称得上一个称职的教师，多半与鲁迅《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差不多——陈平凡就直接把高德夫叫做高夫子。例如，他对鲁迅《伤逝》的解读是，“这篇作品是鲁迅作品中的‘绝对例外’，例外得就简直不像鲁迅写的。他说《伤逝》写得太年轻太现代，也许是鲁迅向那个时代的现代派作家表示一下他的才气，幽默一下而已。但写得好，写得实在是好，超过了那个时代所有现代派作品，这说明生姜还是老的辣……”他对诗经的解释是，“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开放的，不仅有《金瓶梅》等一些言情小说可以佐证，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诗经》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夫子就给予艺术和内容上的高度评价”。

                三、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

        面临着道德的堕落与失范，知识分子该怎样选择？是做道德的守护神，还是随波逐流？这是生活在现代商品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选择。高德夫显然选择了后者。而他的选择，在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典范的意义。

      如果说当我们读到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在酒店老板对她始乱终弃，黯然回乡的时候感叹“城里男人不喜欢真情，城里男人没有真情”，邵丽《明慧的圣诞》中的明慧因为在城市中得不到身份的认同而自杀在李羊群家里的时候，我们会为这些女性不幸的命运而叹惋，那么邓刚的《娶个媳妇上东炕》中麦穗的遭遇就不仅仅是让我们同情而已，因为它震撼着我们的灵魂。众所周知，“商场中的李羊群”与“象牙塔中的高德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学教师的生命价值在于他是一种学术精神、人文精神和公共精神的担当者和体现着。”[6]他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他应该具备自由、独立、批判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而高德夫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却是其自相矛盾的、经常处于错位当中、分裂自我的人格悲剧。

        在现实生活中，高德夫唯唯诺诺，屈从权势，流于世俗。在楼上吕校长家传来的不绝于耳的噪音中生活，他神经衰弱的妻子度日如年，他却敢怒而不敢言，一味地忍耐，既没有正视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更没有与强权作斗争的胆量和勇气。妻子后来的病亡与这件事有直接的关系，“连老婆都被欺负死了，还得委曲求全”,继续遭受楼上蹦跳的声响的蹂躏。他虽然暗暗佩服麦穗这个连柬埔寨和巴勒斯坦都弄不清楚的乡野村妇却能不畏强权，斗倒强权为他彻底解决噪音的干扰，却又悄悄跑去给吕校长说软话。哲学教师李平凡与刘开心有染，公然在校园里成双入对、相拥相依的情景让他感觉有伤风化、有辱斯文，而他在内心为这种婚外恋情设计的模式则是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可见，他并没有明确的道德标准，鳏寡的身份使他与保姆住在同一屋檐下，世俗的门当户对的观念主宰者他的思想，注定了他无法敞开心扉与麦穗建立起相濡以沫的真情，只能像个偷吃糖果的孩子一样与麦穗苟且偷欢。高德夫是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极易受各种幻念和臆想蛊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远飘无不定所的游牧部落。他们不乏稍纵即逝的热情，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勇气。偶尔想采取行动，却又怕承担后果。”[7]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关心现实和超越现实的精神，不但要成为经济生活的推动者，而且还要摆脱时尚风流的左右，成为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但是，“在现代高度物质化、商品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恐怕很难扮演自己的角色，总是处在一种尴尬中。无论怎样表现和表达自己，都处在让人取笑的地位。如果你接受由现代文明创造出来的成果,可能会迷失在‘物流’中；如果你进行反抗,你可能会落伍。知识分子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其身份规定了他不可能拒绝现代文明，也不可能脱离或者悬空。”[8]就此来讲，高德夫的小丑形象却正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人格悲剧。

        从这个角度看，这篇小说正类似于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取材于病态的社会的病态人们，以引起疗救的注意”[9](P512)的启蒙主义目的，在现代生活浪潮中具有警世作用。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邓刚.娶个媳妇上东炕[J].小说月报，2009(2).

[3]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北大师生话《桃李》[EB].http://www.docin.com/p-13521921.html.

[5]陈晓明.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J].中国出版,2007(5).

[6]杨永明.论大学教师的精神向度[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7]贺奕.群体性逃亡：知识分子的世纪病[J].文艺争鸣,1995(3).

[8]张者.精英的转移和知识分子写作[J].南方文坛，2002(4).

[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