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下）
梅特涅与俾斯麦
在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即日后
的德国首相俾斯麦。19世纪这两位中欧最重要的政治家留下的截然不同的遗产,表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际秩序的
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两人均被视为典型的保守分子,都被说成是操纵均势的大师。他们的确实至名归。然而,两人不仅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几乎针锋相对,而且操纵均势的目的极其不同,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
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奧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
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
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3
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
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3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风俗的
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3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
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
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
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
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团结一致、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36
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一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
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其他任何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3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39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4
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东方的
几个保守君主国陷入分裂。法国因其国君勾起了他国对往事的回忆而在欧洲大陆受到孤立。奥地利在本国角色与欧洲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俾斯麦看到了有史以来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首次机遇。1862-1870年,他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把普鲁士置于一个统一的德国之首,又将德国置于一个新秩序体系的中心。
迪斯累里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意义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断言,“均势已被彻底打破”。4
威斯特伐利亚式和维也纳式的欧洲秩序基于一个分裂的中欧之上。各方之间不断争斗一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产
生的一大批德意志邦国之间相互倾轧,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对峙—最终形成了均势。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力量之大足以独自打败任何一个邻国,也许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手来也不
是它的对手。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权力的估算。
俾斯麦毕生最辉煌的成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一个灵活的均势更难运作,甚至不可能运作。法国在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普鲁士兼并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索要惩罚性赔款,1871年又粗暴地在凡尔赛宫内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新秩序只剩下了5个大国,其中两国(法国和德国)走上了彼此日益疏远的不归路。
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例如18世纪对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同盟。德直志只有谨言慎行方可避免四面树敌,为此伸斯麦处心积虑地设法杜绝他所谓的“同盟梦”。伸斯麦告诫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这意味着要结成
一连串令人困惑的既重叠又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目的是使其他大
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而不是联手反德。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和务实性。由于当初建立这一体系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地区,容纳任何一类国家。德国统一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只有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才能以高超的手段纵橫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一张网,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然而,这个自身安全依赖一代人里才能涌现出一个天才的国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的目标。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
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
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
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
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
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
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
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
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
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
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
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
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
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一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奧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一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暖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
想象历史进程换一种样子会是什么结果往往徒劳无益。然而这场颠覆西方文明的战争并不包含必然性,而是审慎
的领导人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制订的计划会造成何种后果。就这样,在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一年里,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最终,军事策划战胜了外交。对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铭记在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狂热的公众和亢奋的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打的短暂而光
荣的战争。没想到最终这场战争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并摧毁了现存的国际秩序。欧洲均势中对变幻不定的利益进行的微妙推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僵化的同盟奉行的对抗性外交。之后,在造成此前难以想象的伤亡的堑壕战中,欧洲均势遭到践踏。经过这场苦难煎熬后,沙俄帝国、奧匈帝国和奧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在俄国,一次争取现代化和自由改革的人民起义的成果,被鼓吹普世革命理论的武装分子夺取。历经饥荒和内战后,俄国和它占有的其他领土组建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的渴望,变形为莫斯科指挥的拒绝一切现有秩序观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俾斯麦曾告诫说:“那些提出的参战理由在战争结束时不如开战时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结局是可悲的。”若能预知1918年的世界,1914年8月那些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选择战争。
欧洲政治家为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所震撼。他们认为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在战后努力营造与
那次危机尽可能不同的环境。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此前为打造国际秩序而努力的几乎一切经验教训,尤其是维也纳会议。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维也纳会议接纳了战败的法国,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拒绝让德国重返欧洲秩序。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府预言现存国际秩序将被推翻,宣称自己不受其概念和限制的约束。苏联处于欧洲外交的边缘,西方大国犹豫观望了很久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和德国被排斥在外或自己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参与欧洲事务主要是为了抵制对均势实际存在的威胁,而不是针对某种潜在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通过一个微妙地平衡权力和合法性诸要素的国际秩序，传统外交在欧洲维持了百年的和平。19世纪最后25年里,
均势转向倚重权力。《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改弦易辙,再次回归合法性,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
国际体系—如果还有可能维持这一体系的话—因为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
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
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
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已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
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
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操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捏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
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
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显示了这一秩序几乎弱不禁
风。根据这一条约,德国“认可了”它的西部边界和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其实早在凡尔赛,德国就已经接受了后者。但
德国明确拒绝对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做出同样的承诺。充分暴露了它的野心和内心的怨恨。令人惊奇的是
法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而该公约为10年后德国对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复仇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力陈《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自相矛盾和苛刻与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试图以此唤起西方国家的良知。1933年,被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推选上台的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无视凡尔赛和
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并推翻《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看到这些举动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希特勒
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手,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波兰。
以上种种挑战并非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会出现魔鬼般的人物和蛊惑人心的酷政论点。政
治家的任务是防止这种人上台,并在他们真的上台后维护一个能够遏制他们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浮躁的和平主义、地缘政治失衡和盟国之间的不和致命地交织在起,导致邪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
经历300年的冲突之后,欧洲才建立了一个国际秩序。它抛弃这一秩序,是因为欧洲各国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倒是预见到了下一次大战的后果,但又畏首畏尾,不敢预先采取防范行动。基本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崩溃是躲避责任,甚至是自杀行为的结果。欧洲抛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又不情愿使用必要的武力维护它宣称的道义原则,结果又一次陷入战争。战后,欧再次面临秩序重塑。
战后的欧洲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和均势原则在当代欧洲大陆秩序中的重要性锐减。两者残存的影响也许
会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在大发现和扩张时代这一概念和原则传播到的一些国家。4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欧洲大陆上的所有
国家都有过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经历,各国经济凋敝。显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瑞士和瑞典)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
量决定本国的未来。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三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在战前完成学业,依然对旧欧洲关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哲学观点坚信不疑。因此,他们有远见、有毅力去消除造成欧洲悲剧的根源。在各自国势衰微到极点的时候,他们维护了自己年青时代的部分秩序概念。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欧洲的又一次分裂。1949年,西方盟国将自己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成立了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苏联把自己的占领区变成依附于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再次退回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状态。德国的分裂成了新国际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
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根源。两国现在开始超越欧洲的历史,把两国残存的经济实力中的关
键部分加以整合。作为迈向由欧洲各国人民组成的“更加密切的联盟”的第一步,1952年,法国和德国成立了“煤钢
共同体”,并把它作为新欧洲秩序的基石。
此前的几十年里,德国始终是对欧洲稳定的头号威胁。战后头10年里,德国国家领导人选择的道路至关重要。阿登纳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时已经73岁,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时事业已近黄昏。阿登纳有贵族派头,对民粹主义存有戒心。他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党，在德国议会史上首次作为一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温和派政党执掌政权。受德国人民之托,阿登纳致力于重新赢得“二战”受害者的信任。1955年,他成功地使德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坚定不移地促进欧洲的统一,甚至在50年代
拒绝了苏联的一项建议。苏联曾在建议中暗示,如果联邦德国放弃西方联盟,或许有希望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决定无疑
反映了阿登纳对苏联建议的可靠性做出的老到判断,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德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再次在欧洲大陆腹地独行的深深疑虑。无疑,要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置于自己祖国分治之上,需要领导人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欧洲史上,德国的这次分治不是第一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维也纳和约均以德国分治为基础。这次不同的
是,在就国际政治秩序的性质展开的较量中,这个新德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均势主要
是在欧洲大陆以外塑造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过去1000年间,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均势如何千变万化,组成均
势的各要素总是在欧洲。正在浮现的冷战世界,试图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和军备实现均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位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苏联。美国通过1947年的“希腊一土耳其援助方案”和1948年的“马歇尔
计划”重新启动了欧洲经济。1949年,美国有史以来第次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参加了和平时期的联盟。
历史上始终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洲均势,变成了欧洲以外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和欧
洲之间进行定期磋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连贯性建立了一个框架。但究其实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从
欧洲内部达成的安排,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遇制,主要是借助美国的核能力。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后,西
欧国家面对的,是挑战它们的历史归属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只有两极,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
昔日传统的欧洲均势以成员平等为基础,每一个成员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基本上有限的目标而出一份力。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各盟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在一个共同结构中,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尤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只要战略核武器是欧洲防御的主要手段,欧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求得一种心理作用:在危急情况下,美国必须把欧洲当作自身的延续。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独立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
北约内部的均势。北约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此换取美国的核保护。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好比是得到一张可以参与讨论如何使用美国威摄力量的门票。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核力量,虽然对总体均势影响不大,但可以借此赢得一个参与大国决策的理由。
核时代的现实以及苏联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使这一联盟维持了一代人之久。1989年柏林墙坍塌后,北约内部
的分歧注定会再次抬头。
冷战持续了40年之后,北约实现了当初缔造者宣布的对冷战结局的展望。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迅速实现
了统一,苏联的卫星国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一旋即垮台。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印证了当初建立北约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促成这一结局的人策略之巧妙。德国的统一证明了自由民主的胜利。德国
重申支持欧洲的统一,将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目标的事业。被压制了40年(有些国家时间甚至更长)的
东欧诸国开始再次恢复独立并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
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
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
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面对直接的威胁,国际秩序体现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
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
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
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
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
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洲最强大的国家。单
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成斯特伐利亚基于国
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
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次欧盟代表了一个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
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
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
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
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
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
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
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
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
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
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
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摈弃列强争夺
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
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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