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合着过了个早，父亲说至少还要四个小时才能把货送到目的地，路上要抓紧点，我们很快又出发了。
1997年是没有导航仪的，跑运输全靠地图和路标。父亲的一本地图卷了毛边儿，折痕的地方也烂了，看不清楚。父亲却很有把握，他说大致方向不错就没事，路是人走出来的。嘴巴长在人身上，问问就能找到地方。
差不多快中午了，到达卸货的工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男子，大概四十多岁。他寒暄说师傅还没有吃饭吧？父亲陪着笑，说早饭吃得晚，不饿。那人又看了我一眼，这是你女儿？父亲说是，说姑娘考试考得好，答应带她来上海转转。那人微微一笑，不知道用上海话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有个人过来带我们去食堂吃饭。
我吃得很少，可能是熬夜，也可能是吃不惯甜甜的菜。
卸完货，吃过饭，父亲就跟司机商量说去上次的那个招待所，停车方便，也容易揽回程的生意，司机说好，要赶紧睡一觉才是正经事。
十六岁的我，因为电视，书本，对上海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幻想。到达招待所的时候，我发现是公用卫生间。看着进进出出的人，听着哗哗的水声还有张狂放肆的喧闹声，我想自己除了满心的失落，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父亲和司机都太累，完全顾不上洗漱，已和衣睡下。头顶的电扇嘎嘎响，我觉得很热，浑身不舒服，又不敢去卫生间洗澡。我有一点害怕，不知道是怕这个陌生的环境，还是怕自己看到父亲养家是如此艰辛。
父亲醒来后，守在卫生间外面，叫我赶紧洗漱。他说明天上午可以带我去外滩转转，我的心一下子又明亮起来。父亲说跟招待所的人问过了，坐两趟公交车就到，不怕走失，我于是安心地睡觉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记得自己穿的是一条白牛仔裤，浅黄色格子衬衣，粉红色塑胶凉鞋。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在家里就算好了，这么搭配会显瘦一点，去上海不能丢人。十六岁的我，希望自己好看一点。
公交车，非常挤。父亲有点紧张，不时看窗外，几次想问到哪个站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因为车里太挤，人叠着人。我示意父亲自己听得见售票员报站的站名，叫他不用担心迷路。
父女俩终于下车来，这才是真正两眼一抹黑的开始。我们想问路人外滩怎么走，南京路怎么去，如何到黄浦江边。好一点的路人会指个方向，有的根本不容我们靠近，隔老远就摆摆手，摇摇头。他们讲话的口音也不大好懂，有的说沿这路左拐，有的说右拐。父亲和我走了几条街，也没有摸索到去外滩的路，越走越邪乎。父亲说来一趟不容易，进店看看有没有什么纪念品买一点。我记得当时走进了两家店，一个是卖纪念币，一个是卖丝绸。那个价格可以用瞠目结舌来形容，父亲想问店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那些化了妆的女店员丝毫没有搭腔的意思。纵使我再少不经事，也明白她们目光里的轻视和傲慢。何况即使有相对便宜的，打死我也不会让父亲买。
我说：“爸，咱们回去吧。找不到外滩就算了，也许我们就在它附近，来过就行。东西也别买，我不怎么喜欢这些的。”
父亲和我按原路回到招待所，司机问我大上海好玩吗，我说挺好的。
司机介绍说停车场里有人在问有没有去湖南益阳的车，要拉一车废品。父亲赶紧要了联系方式，去停车场跟那人接洽。
回来的时候，父亲有点高兴，说明天一大早就去装车，马上出发。又说这趟活很顺利，再多住一个晚上，费用增加不说，还耽误回家接活，幸好可以带货去益阳，能赚点是一点。
我看着父亲，心里也有一点高兴，替他高兴，又有一点心酸，说不上来原因。
对于回程，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回到家，妹妹们问我上海好玩吗，我说忘了。
其实，我没有。
我在公交车上快被挤成一块膏药贴在玻璃上的时候，看到无数只匆匆忙忙的脚，穿着各式各样美丽的鞋子。那些款式太好看了，粗的细的，平跟的高跟的，绑带的蝴蝶结的，那才是我心里上海的样子，它们那么精致，那么美。
高二开学后，即将迎来高三，我跟父亲说，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以后自己会再去一次上海，把南京路和外滩找到。
父亲说好啊，到时，记得要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回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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