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文章由李婷投稿，得到本人的授权，文章有删减。本篇文章获得中山大学首届大学生返乡调研大赛一等奖。原文标题《一份来自家乡的养殖报告》。
养猪话题一直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北大高材生卖猪肉到养猪，接着猪肉的价格上涨下跌，还是有一定的话题性。
本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质，文学性质会少一些。主要从3个方面也讲述：
- 猪肉的消费变化
- 养殖模式的变化
- 养殖业的问题
最后是文章的一些采访实录，如果你对学术性质不太感冒，可以直接拉到底部查看采访的材料。看完基本会对养殖业又一个初步的了解。
前言
我的家乡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属赣中丘陵地区。2010 年以前，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家乡的人们主要是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维持生计。2010 年以后，我所在的小镇开始出现规模养殖户，以养猪为主，高峰时期一个一万人左右的小镇就有 700 多个养殖户。养殖业的发展使得家乡的本土经济变得活跃起来，围绕养殖业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养殖户--贩运商--饲料商--兽药商等一系列经营者成为了乡村社会的经济主体。很多中青年开始返乡，村庄社会也不再是“389961”的结构，乡村社会生活因为农村人口结构的完整而变得更加活跃，一些经济精英作为在场的主体参与到村庄治理，这些都是养殖业给原本空心化的村庄注入的活力。但是注入的活力掺杂着一些隐忧，一同注入乡村。养殖业的风险极高，这其中大量的不稳定性因素，使得养殖成为了一场场赌博，投机性非常明显，这也给村庄的社会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投机性蔓延到社会生活中，引发了赌博风。另外，养殖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成为了人们的生活难题，给乡村基层治理者带来了很多困扰。
养殖业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治理问题，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我通过返乡同相关人员的访谈，试图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讨论和反思，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从而使得给家乡发展带来生命力的养殖业成为更加正向的力量，为家乡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
猪肉的消费：农民餐桌上仪式性的“主角”和日常性的“主角”
在了解养猪这个行业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猪肉的消费。猪肉消费的增长是养殖业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而猪肉消费的变化在农民的餐桌上表现的最为明显。猪肉的消费经历了从“仪式性”到“日常性”的变化。之所以称之为仪式性的消费，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猪肉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样的日子或者时间有特殊的意涵。在我 80 岁的奶奶的记忆里，她年轻的时候，只有怀孕的人和过年杀猪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肉。等日子再过好一些，70 年代从湖南移民到江西以后，过上个 10 几年以后，中秋节，端午节，生日，或者是酒席上开始能够吃上一顿肉，猪肉在人们的餐桌上出现的频率变高了，但是依然是充满意义和仪式感的出现。直到 2000 年前后，猪肉的出现才变得不再具有仪式感，而是不断出现在日常的餐桌上，到现在，即便是农村也开始兴起所谓的“养生”，“吃多了肉不好”也似乎成为了农民的考虑，但是肉对于农民来说基本上是“餐餐不断，顿顿不离”。早上肉丝面，中午和晚上，辣椒炒肉，干菜炒肉，蔬菜炒肉或者肉汤，其中总是有一个甚至是两个肉菜。肉从仪式中的主角转变为人们餐桌中日常性的主角。从农民的消费习惯的转变可以看出，猪肉的消费一直在不断上升。
从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农业部统计了 1960 年到 2013 年美国和中国猪肉总消费和人均消费的变化，中国猪肉的年总消费从 1970 年的 7 百万吨上升到 2013 年的 5 千 4 百万吨，而人均消费从 1970 年的 7.7 公斤上升到 2013 年的 39.2 公斤。作为一个消费大国，为了满足国内的猪肉的消费，中国也成为了一个养殖大国。从猪的头数总量上来看，中国的养殖头数已经占到世界的一半。2012 年，全球养猪数量总计为 9 亿 6 千 6 百万头，而中国将近占了一半，达到 4 亿 7 千 2 百万头。家乡的养殖业也是在这一趋势下生长起来的。从 2010 年开始，家乡的猪栏遍地开花，马路边，水库旁，山沟沟里，甚至是屋场旁。
养殖模式的变迁：从散养到规模养殖
从 2010 年开始，我家乡的养殖模式经历了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的变迁。2010 年以前，本镇养猪户大多是以散养的形式，大部分家庭养一两头“过年猪”，有时一个村里面有一两家喂上个 10 几头，或是一两头母猪。2010 年以后，一个自然村里面开始出现四到五个规模养殖户，每一户大概三五百头左右，属于中小型的规模养殖户，而大部分家庭则渐渐不再养猪。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的数据测算，2003 年以前全国年出栏 1-50 头的生猪散养户数量超过１亿，且出栏量占比超过 70％，直到 2008 年这一比重才降到 50％以下；另外，散养户养殖规模大多不足 10 头，从 2003 年的数据来看，散养户中出栏 1-9 头的农户占比高达95.5％，其出栏量占比达 74.2％。
1.散养：一种低成本、低收益和低风险的养殖模式
在散养的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养猪不过是个副业，养一两头猪可以使小家庭在过年的时候有肉吃，腌制一些猪肉，剩余的肉卖掉可以换得一些现金收入，以供家里的小朋友上学或者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当时人们的肉都是在本镇或者本县范围内自产自销。有些农户养的多的，如果有猪，有时候就会让镇上的屠户调去杀了，等到集市的时候供那些没有养猪的人吃肉。除了散养以外，只有集镇或者县城旁边有一些规模养殖户，供给集镇和县城的集市宰杀和售卖。但这只是少数，散养是更为普遍的情况。在当时，散养这一模式下，养猪的成本极低，当然相应的收益也是有限的，对于农民来说，风险也就相对较小。
低成本何以可能？
散养之所以成本极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养殖消耗的是大量边缘性的劳动力。在打工经济兴起以前，本镇的农民以粮食种植为主要收入，而粮食种植的季节性和非固定性，使得农民能够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做一些副业，而养猪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副业，尤其是对于主要在家庭内部经营副业的女性来说。一个妇女一年可以养一两头甚至养三四头猪。在打工经济兴起以后，很多家庭都是男性去外面打工，女性在家里种地带孩子，女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又要照顾孩子，所以养猪对女性来说就变得有些困难，但是只要有能力，很多女性还是会尽自己的力量喂上一两头猪。因此，在散养的阶段，养猪所耗费的主要是一些边缘性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果不用来养殖，那么就会浪费。因此，耗费于其中的劳动对于农民来说，是不计入成本的。
其次，养殖的商业化程度极低，整个养猪从猪苗的繁育，到猪肉的售卖，都是由小家庭自己来完成。2010 年以前，大部分家庭都是自繁自养。有的家庭劳动力比较多的情况下，会多养一两头母猪，猪苗卖给贩子，或者是村里的其他村民买一两头来养。猪苗价格也是极为便宜的，2000 年左右大概是 3 元多一斤，一头 30 来斤的小猪也就 100 元不到的样子。养殖过程也完全依靠自身的劳动，从土地中获取猪要吃的食料。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菜园，菜园不仅要解决家庭中人的吃菜问题，还要解决猪的食料问题，蔬菜（地瓜、南瓜等）和野菜以及山上的一些可以用来做猪食料的叶子都是猪的主食，掺少量的谷糠，当时并没有饲料，即便有，如果农民有足够的劳动力，会尽量避免去买饲料。售卖一般是在自己家里进行，请相识的屠夫，给上一两斤肉便可以了，相识的人到家里来卖肉，在家里卖不完的就自己用摩托车拖到其他村子去卖。唯一需要一些现金投入的就是粉谷糠，需要去小型的加工厂每次花上几块钱，但是这上面的耗资不多。其次就是药，但据我的姑妈回忆，当时的猪很少生病，也就是生病的时候吃药打针，但是花费是极少的，不像现在即便没有生病也要打很多抗生素。那时候，猪的生长期是很长的，一般是七八个月，有的养上八九个月，由于投入的是自身的边缘性的劳动力，因此，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斤斤计较。
散养一头猪的成本=猪仔（100 元）+米糠及加工（100 元）+药（10 多元）+自我雇佣的廉价劳动力
由于成本较低，猪肉的价格也就不贵。2000 年左右，猪肉的价格大概是 5 元左右，到 2010 年，也就八九元的样子。猪肉价格的起伏也极小，农民一般能够依靠养猪获得一笔虽然不多，却极为稳定的收入。2000 年左右，一头猪能够给家里带来 1000 元左右的现金收入，这笔稳定的收入是农民通过大量的劳动投入而获得的，正是因为这笔收入极为稳定，在劳动力的市场机会不高的情况下，农民会为这笔稳定的收入而投入大量的劳动。但是即便是边缘行的劳动力，本身也是有限的，我的姑妈在 2000 年到 2010 年左右，养殖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 8 头，虽然可以给姑妈带来客观的收入，但是这需要养殖者经常熬夜，投入大量的经历才能获得这样的收入，这还要在姑妈没有带孩子等任务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而大部分家庭没有这样的条件。
2、专业化养殖：一种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养殖模式
随着劳动力价值的提升，饲料的发展和推广等原因，散养的农民开始觉得养猪作为一种副业不划算了。除此之外，猪肉的需求不断上升，散养的模式已经没办法适应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再加上整个养殖业的商业化和专业化，小型的养殖户被不断的排挤出养殖业，专业养殖户，或者说以养殖为主业的规模养殖户成为了养殖业的经营主体。
确实，养殖专业化，使得养殖的效率大大提高。以散养的方式，即便一个人全年（生长周期是八九个月，再加上平时养母猪的时间）拼死拼活的养猪，至多能养个 7-8 头。但专业化的养殖后，一个劳动力每天花上五六个小时，五六个月下来就能养殖 300-500 头，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加把劲的话养上七八百头，虽然辛苦，也是可能的。
规模养殖户的访谈资料（见附录 3，案例 1）养猪的劳动投入：
一批猪从种猪场运回到养殖户家里，之后需要五六个月的生长期，才能长到 250 斤左右，养户才能将这些猪卖出。一个人一批次可以喂 300 多头，壮劳力可以喂更多。
猪苗进猪圈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小猪成长的稳定期，这段时间非常关键，对养殖户来说，耗费的精力比较多，小猪稳定之后，每天四五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养一批猪的主要的劳动包括喂猪食，打疫苗，喂保健药和间栏。
喂食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清理粪便。用水管直接将猪粪冲到猪圈较低的一侧，这些水会流向猪圈外侧的水沟，猪粪和水一起进入化粪池。猪小的时候，只需要花上半个小时，猪长大之后大约要花上四十分钟到 1 个小时。
第二个环节，喂猪食。60 斤以前，每天喂三到四餐每次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在使用加工料时，需要用大型推车将饲料浸湿，然后用铲车喂食猪仔。现在大部分农户都使用熟化料，可以直接喂干料，方便省时一些，喂食时间大大减少。60 斤以后，就只用喂两餐，早晚各一餐。加上清理粪便，总共耗时四个小时左右。
然而，伴随着养殖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养殖的成本也陡然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加的风险。
养猪的成本计算：
一头猪出栏的成本=原料+原料贩运商（资本利息+运输工具及费用+劳动力+地租）+饲料商（机器+地租+劳动力+资本利润）+经销商（仓库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力+运输成本）+种苗场（资本利润+地租+劳动力）+猪苗贩运商（劳动力+中介费+运输工具及费用）+兽药医生（劳动力+兽药利润）+养殖户（猪栏+劳动力）+成猪贩子（劳动力+中介费+运输费用）
买猪仔.png
一批猪从种猪场运回到养殖户家里，之后需要五六个月的生长期，才能长到 250 斤左右，养户才能将这些猪卖出。一个人一批次可以喂 300 多头，壮劳力可以喂更多。
为什么养殖成本变高了？
一头猪到出栏投入的成本达到 2000 多元。原因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料价格的上升。在散养期间，猪生长的主要原料是一些没有市场化的从大自然中获取的野菜和蔬菜之类的，而专业化之后，猪主要吃饲料。猪饲料属于淀粉饲料，主要的原料是玉米、豆粕和预混料。这些原料的价值上升直接导致猪饲料的成本上升，导致养殖业的成本上升。
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持续上升。与此同时,生猪等畜产品 价格也相继开始上涨。农业部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04 年 4 月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8. 24 元，与上一年同比上涨 43. 6%，目前的价位接近 1997 年 9 月份的历史最高价 8. 68 元/公斤；全国仔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1. 78 元，与上一年同比增长 47. 6%，每公斤价格突破 11 元,为 1999 年以来的最高价；玉米价格为每公斤 1. 39 元，与上一年同比上涨 27. 5%。此次生猪价格大幅度上涨是在生猪资源持续短缺、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粮食价格上涨拉动饲料价格上涨进而导致生 猪饲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
第二，养殖成本提升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在散养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主要的成本，但这一成本由于农民使用的是没有办法市场化，劳动力价值不高的，且是自我雇佣的劳动力，这一投入几乎不在农民的成本计算里，所以使得养猪的成本极低。当农民的劳动价值开始上升，农村劳动力的市场机会增多，去外面做个一两个月就抵得上一年拼死拼活养几头猪。虽然在规模养殖的情况下，养殖者不再在每个环节进行劳动力的投入，但是每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劳动力的雇佣都是必然的，这必然导致整个养殖成本的上升。而且养猪对养殖者来说，已不再是一个副业，而是一个主业，因此只有获得和自身在劳动力市场差不多的收益，农民才可能从事养殖业，因此，不同环节的劳动力的增加的价值都算入到每一头猪的成本中。
第三，交易成本上升。专业化生产之后，每个环节分为不同主体，不同地域来完成，养猪在各个产业链上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专业化的前提是养殖产业的分工精细化，种猪场提供猪苗，饲料商提供饲料，兽药公司提供医药，专门的贩猪商负责贩运和售卖，不同部位分头售卖（我就接触过专门贩猪头生意的），专门进行猪肉加工。每一个环节还可以划分为几个环节，饲料商可以分为原料贩运商，饲料加工商，饲料经销商。市场主体的增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另外，这些市场主体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会进一步增加养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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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贩猪苗为例，本镇的猪苗一般要到福建龙岩，一个商贩的贩运成本是极高的，另外，中介商人通过贩卖信息，也能从中得利，从而增加养殖成本。
猪苗的贩运成本：
11 年开始贩猪，买了一辆捷运奥铃，三个人合伙买的，总共 16 万，每个人出了 2 万元按揭买到手。一开始猪苗厂是通过熟人介绍的中介，然后中介给我们介绍，10 元一头。第一个厂家是正邦。中介费是养户出，我们提前和养户说好。这批猪厂家那边是 880 元，如果找了中介，我们就和养户报 890 元。养户愿意要就去运，不愿意要就算了。我们就是赚运费，每批猪看距离赚 3-5 千元一车。一年能装个 100 多车的样子。成本主要包括车的油费，以到赣州为例，1200 元的油费，吃饭花上五六百元，过路费八九百元，装猪和下猪 300 元一个人，一次要三四个人的样子，1200 元左右。贩运商的利润加上成本养户每一批猪苗要出 8000 元左右的运费。再加上中介费，10 元一头，300 头就 3000 元，总共要花上 1 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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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的进入，以及利息尤其是社会融资的利息越来越高，是专业化养殖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前我们说过，专业化导致分工精细化，使得一头猪从猪苗到餐桌要经过大量的生产销售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经营者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每一本账上都要给劳动者开工资，而随着劳动力价值的提升，这也就导致之前所说的每一个环节的劳动力价值上升。更为主要的是，每本帐上使用的资本量在逐渐增大。当前的规模化养殖，使得每一本账上的资本使用量越大，这会大大增加成本。
以饲料供应这个环节来说。本镇规模化经营的模式是以饲料商+农户的模式进行的。一个饲料商，包括加工商和经销商供一定量的农户，少则 2000 头，多则几万头，我接触到一个饲料经销商最多的时候供养了 36000 头猪。饲料供销商从大型的饲料厂中购买饲料，然后在养殖户的猪仔贩卖之前免费供给养殖户，等成猪贩卖之后结算，前提是养殖者必须吃这个经销商的饲料。另外，为了扩大自己的业务，经销商往往会鼓励那些没有资金能力的养殖户喂猪，他们还会为养户出猪苗的钱，很多养户基本上不用投入现金，只要有猪圈，或者租一个猪圈，就能进行养殖。但是这就造成了供销商巨大的资金压力，尤其是熟化料的经销商，他们从一些大的饲料厂如华农恒青，正邦等购买饲料很难有大笔的赊账，却要为养殖户提供大量的垫资，这就使得很多经销商不得不去融资，除了找各种途径贷款以外，更多的是进行社会融资，而社会融资的成本是极高的，本镇社会融资的月息高达 1.5 分。而这些都会通过饲料经销商的利润，转化到养猪的成本中。
在市场竞争中，大资本逐渐在替代小资本，比如饲料的加工，贩卖和运输等环节。以饲料的生产和贩卖为例。在 2014 年以前，本镇的饲料加工和生产模式是小型的生产加工商，自己贩运，以饲料加工商和经销商的对比为例。本镇的饲料商就经历了从本地加工贩卖商到经销商的转换。饲料加工商自己加工自己贩卖，而经销商则是只是负责从大公司贩卖饲料。之前说到经销商需要大量的资本，是因为在购买饲料的环节，他没有办法进行赊账，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而本地小型的饲料加工商的运营模式则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来运转。
首先，本地的加工商，通过劳动来补偿自身与大型的加工厂的差距。大型加工厂因为设备更先进，原料贩运的规模大，谈判能力也强，因此成本更低，但是小型加工厂充分利用雇主自身的劳动，甚至进行自我剥削。“在刚开始，供养 2000 头猪的时候，加工厂就一台机器，当时没有雇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两个人做。从新干进原料（原料从隔壁县贩运，隔壁县的交通比较便利，从东北托运玉米），开车装回来，之后下料，粉碎，上车，运送到养猪户，然后再下到农户的养殖场。”
其次，本地加工商贩运原料都是与本地的一些商人接触，玉米、豆粕、麦麸等，由于是本地长期做生意的人，本地饲料加工商在每个原料商那里都可以赊欠一定的资金，所以资本的投入要少得多。然而，这种相对成本较低的饲料加工和贩运模式已经转变，本镇很多加工商都变成了大饲料厂的经销商，而资本的使用量也逐渐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饲料商和种猪生产商是养猪成本增加的大头，主要是饲料商和饲料经销商，以及种猪养殖商这几个经营主体。据我所访谈的经销商透露，一头猪的饲料光经销商就要挣到 200 元一头，利润达到 30%，甚至更多。而经销商大多是本地的一些有资金能力的人。饲料生产商和种猪厂挣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市场上这些经营者大多是一些大集团，如饲料商主要是双胞胎，华农恒青和广州众望等。猪种厂亦是如此，如雨润，正邦和养宝、东进等。除了种苗和饲料生产、销售环节以外，一系列大公司开始进入养殖环节。另外在政府鼓励规模养殖的政策引导下（给规模养殖户一定的资金支持），以及一系列环保政策又在使得大规模的养殖户逐渐替代小规模的养殖户（大资本更具有环保设备的建设能力），这些都会导致整个生产链上的大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养殖，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温氏集团。2015 年一年，温室集团销售商品肉猪就达 1575 万头。温氏股份已在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建成 170 多家一体化公司。现有合作家庭农场 5.3 万户。温室集团以“公司+农户”的形式大范围开展生猪养殖。
以江西养猪公司为例，江西养猪公司是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下专业化养猪分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总部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目前拥有博罗、信丰、大余、龙南、吉安、永丰以及铅山七家一体化养猪分公司，肉猪销售网络覆盖珠三角、长三角、华中等地区。2015 年，江西养猪公司总资产达 7.1 亿元，上市肉猪 70.47 万头，销售收入达 12.54 亿元，合作农户 844 户，农户获利 1.33 亿元，每批户均获利 9.2 万元。
养殖业风险为什么那么高？
除了成本高以外，养殖业的风险也比较高。但是在整个产业链上，风险的分摊和风险的承担能力上，各个主体之间的差异很大。养殖者承担的风险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最弱的。
对于养殖者来说，风险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几点：首先，猪是活体，受疾病的影响，瘟疫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口蹄疫”，这种病可以通过风传播，养猪户或者外来人的身上也可能携带细菌，导致传染。染上这种病之后，养猪的成活率会明显下降，猪的长势也会受到影响，这样每一头猪就会需要投入更多饲料。
隔壁村有一户，160 头猪，老板已经看好了，装的那天，一开门马上发现死了七八头，之后装猪的时候边装还不断有猪死掉。最后老板都不要了。只能继续养，得了这种病，一般不怎么长肉，还有可能瘦下来，最后等到不怎么死猪了才卖掉，还是亏了 20 多万。姑表侄女婿，有一批猪也是得了这个病，听人说这个病没有问题，当时差不多可以卖了，也不卖，以为病会好，想等到再长大一点卖。也有人劝他卖掉，他不卖，结果死了好多猪，最后亏了 10 多万。
有口蹄疫的时候，猪也不好卖，很难议价，一般贩猪的老板来看了，即便猪没有得病，价钱车不多，也会卖掉，因为看猪的老板接触的猪比较多，如果他来了猪场看了，不卖掉的话担心这批猪染上病，所以即便老板压一点价格也会尽快出手。
其次，猪肉价格的起伏是很大的，从表 1 中我们就能发现，猪肉价在短短的 2 年的时间从 5 块多上涨到 10 块多，猪的生长期五六个月，几个月内就可能上下 5 毛到 1 元，甚至出现五六个月上下 2 块多的情况。而成猪的一般达到 250 斤才贩卖，每涨价或跌价一毛钱，每一头猪就要多赚或少赚或者亏损 20 多元一头，300 头就是 6000 多元，如果涨幅 1 元，那么一批猪的收入或亏损就可能达到 6 万元，养的越多，盈亏之间的幅度也就更大。另外，猪苗价格的起伏也很大，从 1000 多到 400 多元，就在去年，猪苗价格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从 600 多元一头涨到 1000 多元，几个月又跌倒 600 多元，在 17 年初的时候又涨回 900 多元。猪苗起伏与成猪起伏的变数之大，再加上生长期五六个月之久，导致每一批猪的收益亏损与否变得很难预料，每养一批猪就像一次赌博。猪肉价和成猪价的波动，还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变动，政府的环保政策8
，猪肉的进出口这些都在影响猪肉价格的波动，从而增加养殖者收入的不确定性，养殖风险也会相应增加。
险在于如果猪价起伏太大，养殖户亏本太多，饲料商的资金周转会面临一定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饲料商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的纳入来运转，而且作为有资金能力的人，他们会将资金转入其他领域来减少风险。
除了做饲料经销商，去年开始做烘干厂，投入了几百万，国家有一定的补贴，每套机器大概十几万。目前有十套机器，还要扩大规模，总共计划二十套机器。另外还和别人合伙做薪柴加工，入了一部分股。
而贩运商的风险则主要在于运输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风险的承担主要是那些与猪这一活体直接相关的经营主体，比如猪种，仔猪和成猪养殖者，他们会受疫情的直接影响，他们作为活体生产者，受疫情的影响大，而且价格的波动对他们来说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
养殖业：作为一个治理问题的讨论
养殖业的发展，对于基层治理来说，有利也有弊。从利的层面来说，养殖业的发展使得一些中青年返乡，成为村庄社会的活力源泉，一部分人也成为了基层治理的主体，这对于村庄治理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然而，从弊的层面来说，养殖的治理作为一个经济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了基层政府的一大难题，如经济发展的导向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赌博等问题，都亟待基层治理者去解决。
（一）养殖者：乡村治理活化的重要主体
养殖业为家乡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为基层治理带来活力。养殖作为一个职业，能够吸纳一定的劳动力。从 2010 年开始，一大批中青年返乡，以养殖业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我所在的自然村就有五六户以养殖业为生，养殖者在 30 岁到 50 岁左右不等。在打工潮下，作为中西部的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没有出现空心化，无主体的熟人社会没有在家乡的乡村出现，乡村社会有形成治理气候的主体，使得乡村治理得以活化，即解决了有人参与的问题。而且这些人作为在村庄中进行养殖的主体，村庄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关联，比如村里的道路通畅与否直接关乎到猪的运输贩卖等。因此这些人对村庄的公共事务比较关心，这一因素进一步活化了基层治理。另外，其中一些人作为乡村的经济精英或者能人，能够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维持基层基本的治理秩序。总的说来，养殖业的发展为基层治理活化奠定了经济基础。
养殖户个人简介：李姓，48 岁，87 年初中毕业，88 年结婚，91 年外出打工，92 年至 98 年在家种地，99 年去湖北种地，2000 年在广州开车，一直到 2008 年，09 年父亲中风开始回家养鹅。2015 年担任小组长。
大队的会计也是以养殖业卫生的。妇女主任的老公也是搞养殖业的。
（二）环保治理：青山绿水还是生存发展
养殖业的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专业化养殖之后，猪粪的排放成为一大难题，在散养的过程中，由于头数少，粪便通过农民的劳动，转化为肥料或者鱼料。但是规模养殖使得猪的粪便排放量成倍增长，而且规模养殖的粪便一般是液体比较多（水冲刷猪粪所致），导致猪粪不便于处理。于是就堆积在粪池内，长期积淀，渗透到地底，污染地下水。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环保治理成为了养殖业发展的难题。尤其是近几年，政府对乡村环保的重视，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向乡村的污染治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已经 2013 年 10 月 8 日国务院第 2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5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三）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现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根据污染防治需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施。散养密集区要实行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自 2016 年起，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农业部牵头，环境保护部参与)
但是中小型规模的养殖户，想要进行专业的粪便处理的成本是极高的。我团队其中一个成员的家乡的养殖业也比较盛行，当地建立了专门的粪便处理厂，但是需要养殖户自己购买猪粪烘干机，2 万至 8 万不等，虽然成本高，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式。而这种设备在家乡并没有使用。家乡种比较盛行的是建化粪池，化粪池发电可以提供电力，但是，这一投入比较高，据说在猪场建成一个一般的沼气池设备要 20 多万。电力的利用也不方便，一个猪场用不了多少电，其他农户的用电更换成沼气供电，成本也极高。因此本镇大量的粪便没有办法处理，有一段时间，下游的居民经常因为水污染问题而去上访。
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极为很复杂。
2014 年建猪圈，地点在自己的一片荒山处，水库下游的一个山沟里。面积 500 多个平方，一次能养 350 头左右，总共耗资 17 万元左右。材料 11 万元，主要是建筑材料。人工 1 万元左右。化粪池，5 万元，给了 1 万元现金。
纠纷：因为建猪场，和政府发生了很多次纠纷。2014 年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建猪圈的，但是当时很多人都在建，自己也跟着建了。主要我这个地点是选好了的，位于水库的下游，离屋场很远（有 700 米以上），当时建的离屋场很近的也有。刚刚打好地基，自然村里有人举报。政府爱了很多人，我写了一个保证书，答应建了之后只喂鹅，不喂猪。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政府的人就走了。之后又建了一段时间，当时已经有一个人高了，政府又来人推，总共有三四十个人，主要是大队干部和乡镇干部，推了一小段就停建了。当时已经花了几万元，我拿着刀和他们僵持了一段时间，从九点半到下午一点多，看我没有退让，六走掉了。一个月以后，镇里到处都在建猪栏，我又继续建。一开始是喂的鹅，加了一万元的现金做押金，一直没有喂猪。之后猪饲料的老板看我的猪圈浪费了，就和我一起喂。（猪饲料老板的关系比较广，他喂得猪政府一般不会来管。）
去年下半年政府的人又来劝我拆。我问政府的人为什么要拆，他说我这个污染环境。我说，首先我没有污染环境，你的政策规定水库上游 200 米，我是水库下游，差不多 200 米的地方，离公路六七百米，距离屋场则有近 1000 米。另外我要生存，你政府人员不应只禁养，应该治理污染。那些造纸厂的老板，为了谋财污染环境，你不管，我这老百姓，为了生存，你要管。
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养殖的政策变动驱动着基层治理者的行为，但是这些治理目标与农民的生存目标之间是存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导致污染治理难以解决的最大阻碍。而政府政策的变化以及基层政府的执行问题强化了这一阻碍。2012 年，政府为了对猪价市场波动进行调控，财政部下达了关于印发《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11鼓励大规模养殖，规范养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鼓励养殖与规范养殖并没有并进，养殖业的发展规模扩大了，但是污染并没有在建猪场，发展养殖业的时候得到强调和要求，大量无规范的养殖场建立起来了。为了成为调出大县，这些现象当时被政府部门的人视而不见。但是当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政府的主要目标从发展转变为污染治理，因此基层也就开始真正展开早先就应该做的污染治理。
从 2015 年开始，家乡的经济治理变得非常严格。治理目标的改变意味着一批人能养猪，一批人不能养猪。但治理目标虽然发生了改变，治理对象是同一批人，而且这些人都住在乡村社会中，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就需要在熟人社会中制定养殖的规则，分配养殖指标。污染治理的大行动主要有两次，一次是限养，2015 年上半年政府下文，规定 2015 年 9 月份之前进的猪苗可以养，之后就不能养了。这样的行动之所以很困难，在于当时的猪价极高，一头猪要争 1000 多元，300 头一栏的话要挣 30 万，这么大的经济利益，有些人愿意为了这么大的利益与政府搏上一搏，或者花上一定的资金将关系疏通，获得养殖的资格。而那些听了政府话的人则因为这一批没有养，损失了几十万，对政府怨恨极深，下一次政府进行污染治理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其次就是分禁养和限养区。这两次政策只是把那些明显是禁养的养户拆了，但是有一些在模糊地带的养殖户的猪栏就难以拆除，还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暴力抗拆事件。基层干部与养殖户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污染治理日益艰难。
因此，政策目标的变化，使得政府与养殖户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甚至越来越紧张。污染治理作为一种经济治理意味着政府要参与市场调控，介入到养殖业产业链条中来，然而，政府在参与某个环节时，其他环节的变动政府的控制如果跟不上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反映。比如全国大面积的禁养，
2015 年，2 月 13 日 ，延平全区各乡镇街道累计拆除养殖场 15 家，面积 7165.72 平方米，清栏 255 家，清栏面积 114105.25 平方米，削减生猪 85722 头。
会导致养猪市场的供应出现变化，会直接导致生猪价格的变迁。如果说禁养之后市场因为一系列复杂原因，导致猪价下跌，那么被禁养的养殖户可能会感谢政府，或者说对政府没有那么多怨气，但是一旦禁养之后猪价上升，获得养殖资格的养殖户可能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意味着被禁养的养殖户损失了一次赚大钱的机会，即便大家可能知道，如果不减少养殖户，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守规则的养殖者会想，如果自己没有被禁养，如果像那些不合规矩的人一样，那么就会大赚一笔。赚到的数目是“一辈子都可能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样的体量，比如我的家乡就有一次挣 70 万的，这个养殖户也是在禁养政策进行之后，他那批猪因为时禁养前一点点时间就开始养了，所以没有被禁止。其他养殖户都对他艳羡不已，埋怨政府为什么划定这个时间，尤其是那些在 9 月 20 号左右就有猪出栏，且可以进下一批猪的养殖户。这种政策所产生的对养殖户的经济利益的间接性剥夺，使得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所谓的剥夺感发生在一些积极参与治理的养殖户身上，比如说一些担任村干部的养殖户身上，那么，这些治理者可能没有办法在村庄立足，只能出外打工，或者会导致他们不再积极的参与治理，这会进一步影响基层治理者的积极性，也会导致治理阻碍进一步增多。
总结与反思
总的说来，养殖业非常复杂，涉及到宏观市场和微观的地方社会，关于养殖业如何发展，或者说其中的复杂问题，如何解决，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简单的揭露。本文通过对养殖业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和治理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反思。
首先，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定位猪的养殖这一经济问题？由于肉和、油、粮一样作为基本的消费品，不应该单纯从效率问题来考虑，政府应该如何进行经济治理，要谨慎的对待养殖业市场的复杂性。其次，不能单一的从经济向度来讨论养殖问题。经济问题在基层社会会引发非常复杂的治理、社会问题，与基层治理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再次，养殖问题的解决之道，可不可以通过组织起来与纵向一体化？如何通过在行业中组织起来，降低养殖业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抑制资本的获益空间，降低养殖业的风险，这些能否通过将养殖户组织起来，通过养殖户联合实现纵向一体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否可能？假如不可以，究竟整合的困境在哪里？假如可以，如何整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由于篇幅过大附录另起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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