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为东周（二）

——《论语》学习之17·5-2

【原文】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白话】孔子说：“召请我的人，难道是空召请我吗？如果真有用我的人，我大概能在东方重兴周道吧！”

【思考之四】公山弗扰叛，孔子为什么“欲往”？最终为何又没有往呢？

张栻曰：“公山弗扰之召夫子，谓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圣人，恐有悔过自新之意也。自周之东，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诸侯逼天子，大夫制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东周之为也。如使圣人得用，必以正名为先，固将反东周之为，而复西周之旧，则夫公山弗扰其得为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说，惧其污也。不知使圣人而诚可往，则其拨乱反正固有道矣。”

《论语稽》曰：“其召孔子必借口于抑私强公之说，此时孔子未为中都宰，正有志于用世，故欲往而归之于道。特弗扰之举为私而不为公，故孔子终不往耳。”又曰“此章于弗扰之召而欲往者，盖以为时有用我者，可往则往也；为东周者，兴于东方如文王周公之时也；其终不往者，以弗扰非其人，即非其时也。”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曰：“不狃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证，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又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人所知，而不狃召孔子，其志不在于恶矣。”天下人都知道孔子不会辅助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公山弗扰还召孔子，说明他的志向不在于恶事。张居正《讲解论语》说：“公山弗扰之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公山弗扰反叛的是把持鲁囗囗正、致使天下礼坏乐崩的重要势力之一的大夫季氏，并不是鲁公室。公山弗扰召孔子时会有一番说辞，能打动孔子想去的，一定不是为公山弗扰或者孔子的自身利益，而是为借机“抑私权，归公室”，以至于恢复周礼欲天下。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孔子遵循周道修行很久，但处处受压抑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没人能任用自己，现在公山弗扰来找，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之地而能实行王道于天下，如今费邑尽管小，但或许有希望吧！”意欲借此机会推行王道的意图非常明确。

孔子最终还是没有应召的原因，大抵也是因为不能实现为鲁公室正位的愿望。程树德《论语集注》说：“然二人者皆以己私为之，非真可与有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这里的二人指公山弗扰和佛肸。孔子最终没有应召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发现二人反叛还是为的一己之私，并非真的恢复天下正道。欲导正君臣伦常进而复兴文武之道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孔子才没有去。

从“子欲往”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意欲行道的急迫心情。钱穆先生曰：“天下未至于不可为，而先以不可为引身自退，而绝志于斯世，此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孔子判断天下的局势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这时就以“不可为”为由退而归隐，完全断绝行道的可能性，这不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世道艰难，就愈加凸显出孔子弘道的坚毅、勇决，正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写照。

由此，我们看到，圣人的用心：第一是行道之心坚定。只要自己坚定操守，即使是身处乱局，也不会迷失。论语中说“子欲居九夷”，别人都反对他去，但孔子却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在风俗很坏的地方居住，也依然能够转化那儿的社会风气，行道于世。第二是行道之心热切。当时的周朝，礼坏乐崩。天子没有实权，有些诸侯的君主也没有实权，权力分散在大夫手中，甚至大夫的权力都被家臣控制了。孔子一心要改变这种状况，要变乱为治，他心怀天下，想要推行仁政。孔子有这个志向，但需要合适的机会，甚至连公山弗扰这样的乱臣来邀请，孔子都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节，希望有机会实现政治抱负。如果去，孔子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不是为公山弗扰打工，他是为周天子服务，为全天下百姓服务。

孔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愿意为天下人付出，为实现理想不愿放弃任何机会，没有犹豫畏缩，全不顾惜个人的声誉和利益，当行则行，当断则断，勇于担当重责大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的抉择，是圣贤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

【思考之五】子路对孔子的发问为何毛躁和轻率？反观自省，我们是否在日常中也存在这种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