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LR:
首先感谢您回复我的信件,并努力劝说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写诗。您提起我为什么写诗,人在疼的时候无话可讲,鱼也是。所以我们开始写诗。诗歌源于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注定要开败的锦葵花田、转瞬即逝的青春、街道上这一秒与那一秒的明显区别,车子与车子擦肩而过,人与人共同感受阳光和星空,甚至一条河,比如渭水。你在上游,而我在下游。独自一人做过的梦,无法与人分享的创伤。我为什么要写诗呢?然而,生命如此巨大和悲伤,我又如何能不写诗呢?
第二个问题是,诗是什么?师傅前日对我说,诗是翅膀,它是天使的翅膀,也是魔鬼的翅膀,但它却只能是天使的翅膀。于坚也说过,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止于至善。无论发表、获奖、走红、被翻译、被评论……都是无效的。希尼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迷恋文字本身,没有作为整体结构的一首诗的概念没有经验,不知道一首诗的成功怎样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 阶梯。弗罗斯特这样解释:“一首诗开始是喉咙里的一口痰,是一种思乡情绪,一种相思病。它发现了思想,思想发现了语言。”您也应该明白了我的观点,当生命产生以后,因为其本身的固有规律而带来的苦难和悲伤继而笼罩人间,没有人能避开死亡让生命摆脱它固有的结束方式,不提那些毫无尊严的结束,比如,战争、恐怖组织、奸杀、癌症、饥饿、传染病甚至空虚到自我毁灭,尸体残缺不全,肢体断成碎片,甚至被拆开放在网站里拍卖。贩卖人口及器官,各种病毒肆虐。即使是有尊严的离开,身体也会腐烂,不同时代的人们试图寻找超越身体而附着于某些东西的存在,语言成为了这一载体。当我驱车从咸阳城离开,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看到无数的墓地,那里在不同的季节开满迎春花、桃花,樱花等各色花朵,仿佛糟杂与吵闹竟与他们无关。现在还有巨大的广玉兰在盛放,也许还有黑边菊或者落英。当然,也有荆棘和野生玫瑰。那就是诗歌。从死亡里诞生,并且开出无比瑰丽的花朵,有它自己的生存法则,并且在它们被朗诵时,将永远使人在瞬间就涌上无比高贵的尊严感。从这个程度上讲,任何不能使人接近至善且高贵的语言,都不能称之为诗。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好诗。保尔· 瓦雷里讲,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也提出精确的概念,我总觉得很多人理解错了,他们误以为日常臃肿繁琐的一切都是诗歌的语言,而忽视了诗本身对语言的高度界限。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诗,很强烈的反驳我,你看了乔伊斯,怎么就忘记他写拉屎的情节?你诗里类似的精确度在哪儿呢?我实在不敢苟同,如果他只觉得,乔伊斯的伟大仅仅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无话可说。诗是诉说秘密,它绝对忠诚。一个诗人与他的诗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完全割裂,而诗的文本与诗人本身无法沟通的话,那么证明诗人在利用诗为自己达到什么目的,而不是诗通过他的身体磅礴欲出。这没什么意义,诗到底是小事儿,诗人的人生才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和学习的。艾米丽清教徒般的生活构成了她诗歌最强大的堡垒,她的破折号甚至用在她抄写的菜单上。布考斯基处在那么糟糕的底层社会,但依然写出几千首诗。“天生的胆量打败天生的才华”,师傅说,你的诗意人生整体才是最好的诗。从这一点来说,狄金森囚徒式的生活和她的诗一样伟大。诗生活。现在很多人写作只局限于文本,局限于写出好诗,但从垮掉派金斯堡、沃尔德曼他们以来,诗就和音乐、行为、舞蹈是一体的。比如沃尔德曼的诗,单从文字阅读并没有那么了不起;金斯堡的《嚎叫》也是,单从文字看肯定不如惠特曼;但这些诗凭借着摇滚、舞蹈,凭借着现场的魔力,很不可思议。诗是艺术,不再是简单的文本,他写鲍勃·迪伦获诺奖那篇文章,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太多的是诗,少了歌,诗歌才是完整的,艺术家的整体生活才完整。
第四个问题,诗有什么意义?在从漩涡镇回咸阳的高速公路上,大草先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出身的家庭,算是教育世家,外公,姨妈,到我,已经三代教师。我打小便从外公那里接受读书做人的道理。这也是我出自传统家庭,所以秉持传统观念的缘由吧。“诗书传家”,毕竟人是会生老病死的,而你存在的唯一价值不能是只留下DNA去繁衍人类,当然,这个重要性无可厚非,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这个事情,自然也不必要谈诗歌了。但除了家世和金钱财富之外,尊严和家族精神才是最值得后代子孙们骄傲的,而普通人家,也应该将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你是诗人,小的方面可以改变一个家族的气质,大的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气质。我总觉应该恢复古代诗人们的风骨及入世理念,用自己美妙迷人的诗人人格去为国家民族剔除荆棘,并世代传承。不然,诗人迟早会陷入自己预设的僵局,萎缩至零。
此外,
柏拉图说:“荷马,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灵感或神灵凭附;正如巫师们听到凭附自己的那种神所特别享用的乐调,就觉得很亲切,歌和舞也就自然随之而来了。”所以当我离开工作居住十五年之久的西藏,我就已经注定必须要终身歌颂它了,人生的前三十年我一直在读书,甚至给一些零散的记录,或者是小说,日记,散文的形式。每每心情糟糕时,路过布宫、大昭寺广场甚至八廓街的转经古道时,都会不自禁的驻足站立,静默一旁,去观察那些苦难的陌生的男人,女人,老人或者孩子,羊和牲口。这里,羊是作为家庭一分子存在的,此一刻它还是羊,下一刻,它便不再是。我是无神论者,但我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佛祖或者释迦牟尼先生。和我的无神论思想共同给我的大脑和心脏供血,我热爱他们,又怀疑他们,愿意坐下来一起喝杯茶,也愿意像个老友一样对其进行调侃。当然,我的信仰在我的内心,而我反对一切美妙绝伦的形式主义。而我能做的,就是它到我的面前,敲我的门时,我爽快的起身,迎接它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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