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中国文化之名字
古人相信凡立身行事要取平衡，故字又会对名进行一点修正。如诸葛亮，字孔明，说他的亮只是一孔之明，表示谦虚。张飞，字翼德，飞不能乱飞，翅膀要据德而动。关羽，羽毛太轻，要加重些，故字云长，这羽毛像垂天之云。
从中国人的名字，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隐喻，二是对称，三是延伸。
含义有表层深层，单一复杂，明说暗喻，中国文化重后者。中国文化重含蓄，女子要笑不露齿，园林要曲径通幽。婚礼上新人喝交杯酒，两人各一杯，先各喝一半，再互换喝光，以喻今后吃喝一起吧。
对称性几乎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不仅无处不在，而且至关重要、变化莫测。为什么？大概因为对称才构成稳固，站稳应是人最基本的要求吧。
中国人相信，时间的绵延将改变一切，所谓时来运转。故《周易》讲“与时偕行”。行就可能退、回走，但切记，循环或回走，都绝不是重复，因为时间已不同，昨日的河水已非今天的河水，似相识而其实已大不同。生生不息，生生不已，也就是延伸，其实就是中国人对生命、对万物的本质理解。
☞ 这章从社会符号的基本组成单位——名字讲起，从中国人起名字的含义和特点引申到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深入浅出，例子生动，言简意赅。
二、知识谱系
“六经”中《诗》《书》《礼》《乐》《春秋》《易》。《易》是生活背后的依据，其他“五经”都是对生活现象的分类描述，是《易》的实际展开。通常认为《易》最早出现，但汉代班固强调《易》是其他“五经”的依据。
《周易》的完成有三位代表人物，伏羲、文王、孔子，俗称“易更三圣”。伏羲确定了阴阳与八卦，文王给予解释，孔子继续解释。
占卦，即某种咨询评判。
当我们面临一件事时，如果信息充分，并且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作出分析，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占卦。只有利弊各半时，才会纠结，才需要占卦。
所有的咨询评判，并不能改变一件事情既有的性质，而只能改变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在理性分析的前提下，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结果。此为《周易》的核心精神之一。
《周易》占卦，不仅告知所问事的吉凶，而且通过具体的案例，说明吉如何成就，凶如何避免，提醒占卦者。当然，能否接受，所得深浅，那就取决于占卦者了，仿佛同一种药的效果，虽大体相近，但最终是因人而异。
现在所见的《周易》包括了“经”与“传”。《易经》是占卜的书，用来问吉凶。《易传》是对“经”的解释，相当于哲学书。总的精神是阐述了传统中国的气象世界观，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运用，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因此，《周易》是一本占卜和哲学合一的书。
古代学者主流当然谈哲学，但也懂占卜。谋生谈哲学，要饿死，只能讲占卜，并运用衍生技术。这年头，人人好谈哲理，也是因为吃饱了，便想喝点鸡汤。职业哲学家常有饿死之忧胡须弄懂占卜，以备讨饭之需。
☞这段实在写得太好了，一下讲清楚了为何学问真正高深的大家常藏匿于街头巷尾，以一纸卦书为生。
中国文化旧称“三教九流”，九流或泛指，三教即儒道佛。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其实也是相对的。这个事实也是经过了讲述者的主观意识选择。
《诗》《书》《礼》《乐》《乐》四本书，《诗》相当于公私生活的形象记录，善用《诗》，就善于表达。《书》是各类官方文件的汇编，等于历史的真是记录。《诗》与《书》，就是后来的文学和史学。文学让人通情，史学让人明理，通情达理之人自然有其气象，所以讲，“腹有《诗》“书”气自华”。《礼》是制度的记录，《乐》是施行礼仪时的配乐。
礼的作用是区分人与人的不同身份，明白各有各的角色；乐是让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能很好配合，同演一台戏。中国文化别称“礼乐文明”，核心要义在此。
☞社会体系之所以正常运转，基于各种社会角色相互配合，各司其职。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分类是知识的终端，它是已知的显现，未知的出发点。同样的一堆东西，不同的分类，就是不同的知识呈现。人一旦确立了分类的概念，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方便、乐趣与折腾。
孔子“述而不作”的方法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摆事实、讲道理的理性精神。中国人不信宗教，与此极有关。中国人好像推崇权力，但权力的背后必须是事实与道理，否则终究不服。有理走遍天下的信念，坚持上访的行为，也源于这种理性精神。中国人对科学的极端尊崇，也源于此。
讲中国文化，文化其实是现象，是生活方式，背后支撑的是知识系统，即国学。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总体上是内核与结构基本固定，但始终是呈开放的姿态。向哪里开放？向生活本身开放。在这种开放中，旧瓶中不断装新酒，瓶也越来越大。
中国传统的知识，根本的立场是现实的、世俗的，性质是经验的、理性的，对佛道二教并不相信，但也决不排除，反以为只是世俗之人不通，才简单诬化佛道二教。人各不同，需求不同；同一个人，需求也因时而异。古人很通达，兼容并重。
十一、中庸之道
中庸乃为至德。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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