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瑟年华（上）～风雲变化中的文革 （副本）
2019.06.12 阅读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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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文革中的青春岁月，往事历历。在那风雲变换的日子里，那代中学生的社会角色如苍狗白云般转换，命运因此而迭宕起伏。那时，既有群情亢奋、血脉偾张的凛然；更有孑然的忧愤、伤感、黯澹。
高考学子
1966年的青天，春的气息似乎浓于任何一年。面临高考的我，几乎每天午饭后半时许，与小学同班、高中同级的徐文基不约而同、往百步之外、母校高级中学与372医院之间的田野去。在春阳酥风下，碧绿色麦田、金黄色油菜花、淡红色豌豆花、紫白色胡豆花把大地编织得色彩斑斓。原野上春霭氤氲，我们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惬意地谈学习心得、升学志愿。
我的毕业成绩是: 语文82、政治88、数学94（解几88、代数100）、物理100、化学98、外语（俄）100。注1. 面对办公楼会议室眼花撩乱的高校招生简章，我打算将北京航空学院列为第一志愿。一天，赵九如校长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动员我将清华大学列为第一志愿。志愿还未正式填写，形势比人强，“5.16通知”下达、文革开始了。6月中旬，北京4中初2的刘Y将同校高3（5）班的孔D等人写的要求废除高考招生的倡议信放在刘少奇的办公桌上。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封信，发表社论: “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大学招生延期半年。高考招生～事关国家民族教育发展的大事，仅凭一些红二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馊点子，而随性地终止了。没有父亲权力的庇护，十一年后那个当年转交倡议信的人等，写信求邓恩准参加高考。虽又一个历史的笑话，但他们总是赢家。
四清队员
在刘邓长袖善舞的运作下，我们高（3）毕业生被一分为三: 1/3留校参加工作组领导下的文革，1/3回家，1/3参加社教工作组下乡搞“四清”。我划入下乡四清社教，去斑竹湾行政干部学校（师院大门左侧山上）进行四清培训。学习内容早已忘记，只记得伙食太好。早餐:花生米、豆腐乳、咸菜、稀饭、馒头、花卷等；中晚餐:猪、牛肉或鸡、鸭、鱼；大甑子饭，随便舀。这，让人开了眼界，饱了口福。看来，公款吃喝很有些年头了。
7月上旬，培训结束，我们搭货车到达与福禄镇一河之隔的岸边，再乘船过河。过河方式让我这个三江边长大的人前所未见: 渡船挂在一横在河上的钢缆绳上，在湍急的大渡河上，人们在船上靠拉钢缆绳过河。福禄是一个离乐山城最远的大镇，是第六区区政府所在地，镇的四周留有完整的寨墙，虽没有乐山城墙高大，但寨墙濠沟还在，且活水潺潺。这里离彝区不远，显然是历史上一个屯兵之地。我校四个班分别插入六区的福禄、红阳、大楠、铜茨四公社的四清社教工作团。我们61班分在最远更高的铜茨，其中的第四大队离福禄还有二十多里路，一路爬坡上坎，最长的一个坡叫望天坡、达六、七里长。不到此地，不知原乐山县有多大！
同班傅有衡、宋泽义与我分到第四大队的四、五、六生产队。我们三人同吃同住在第五生产队、一个还俗和尚郑大昌家里。大队设有一个工作组，有三四个老队员（干部）管理指导我们，手把手指导我们的原来是一个公社书记，名叫廖万财。铜茨公社所在地在陡峭的大山脚下、大渡河边上。这里驻有一个四清社教分团。分团中的干部队员均来自峨边，而且刚经历过“四清”运动才脱了皮过了关的，如廖万财被四清时差点就自杀了。现在又用他们去运动如今这批人。
刘少奇的“四清”是指: 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后被毛斥责为“掩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本质”。
第四大队位于乐山、沐川、犍为三县交界之处，山高水远、几乎是旱地，遍种苞谷、红苕。我所在的生产队社员几乎全姓王，这“王”的贵姓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他们辛苦一年，却成年累月吃玉米、红苕，见不到任何现金。当时我的“四清”对象是第六生产队最高长官～生产队长。他是一名外乡来的上门女婿：不是穷得没法，谁愿意走这条路。他四清时的一条罪状是: 有时看见他家吃白米饭。而队里的四清积极分子叫王乾忠，一次家里母亲生病，虽有4～5个成年兄弟，全生产队沾亲，但万般无奈下向我开口:“彭同志，我借你伍角钱吗？帮我母亲看病。”一个堂堂的六尺汉子，借5毛钱，令我大吃一惊！我给了他二元钱，并声明不用还，不仅仅他是我依靠的骨干，主要是人之恻隐之心。注2
对一个十九岁的中学生四清队员，全生产队不管人老人少，见了面，先叫一声“彭同志”，接着又是点头、又是让路、再停下，即使负着重！而队长及一家更是“卑躬屈膝”，似乎罪蘖深重。这，让我受之不安。
他们劳作艰辛，生活困若，活得如此卑微，还惴惴不安，让人悲怆。这正是油画《父亲》震撼人心之因！ 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在如此艰辛、穷困的人群中搞“四清”：寻找资产阶级、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事～真是恭维了他们与那个时代！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在北大贴出了一份指向党委的大字报。经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夫人曹轶欧引荐，被毛称为“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2日连续被《人民日報》转载，瞬时、北京各高校学生纷纷揭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造反的浪潮如海啸般掀起！8月5日，毛的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宣告刘邓“派工作组的文革”结束。约9月初我们四清工作组从农村撤回到大佛寺党校就地解散，遇乐山涨大水封渡，当天不能返回母校。我第一次在大佛寺山上，以从未有过的视角看到：乐山城被滔滔三江洪水困住，好像漂在巨大的江面上，要被洪水冲走。我这个在肖公嘴出生、长大的人从来都是在乐山城的最低处看三江洪水以万钧之力冲击凌云山崖而卷起千堆惊涛骇浪！
“革命闯将”～“红旗”创立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语重心长的教导”，是那一代人投身文革的初衷。
回到母校，由工作组操办的校文革筹委会虽已成立、以郭享利为组长的工作组虽还未撤，但影响均已日渐式微了。没有党委与工作组，文革如何进行呢？我、当年还在祠圣公读小学时(三年级全校搬迁新建的土桥街小学)，是校门右侧、较场坝街与盐关街十字口街沿的一个报拦，让我养成了每日在此认字读报的习惯，十多年的积累，对“政治”相当敏感了。人民日報社论、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领导讲话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徐文基有一表哥在科技大学，我有一邻居学友在北航，北京邮来的传单源源不断，我们彼此交换信息，观点也互相一致: 即造反的观点。
随着北京学生运动的浪潮向全国波及，1966年八月，重庆大学的“8.15”事件与四川大学的“8.26”事件是四川文革的转拆与标志，成都、重庆，及峨眉的唐山铁道学院等大学生们又掀起第二波造反浪潮，这，对专、县中学生的影响可谓巨大！乐山合干校办有一峨眉班，传来唐院造反的消息，于是合干校同学在张凯带领下，去峨眉唐院串联，回乐山后，几乎全校同学造反，为乐山中学生文革造反之先。
约9月初，唐山铁道学院、成都工学院学生入驻玉堂街招待所(今中百办公地)，刷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委！”的大标语，来乐山煽风点火。乐山中学生纷纷前往唐、工二院驻地串联，我也在其中之列。工学院有一个子不高、戴眼镜的女生，姓曹，大家喊她曹大学。一到傍晚，保省、地委的人便围住唐、工两院的学生辩论，他们依人多势壮，变为大轰大嗡地围攻，打抱不平的人又与保派辩论起来。双方群情亢奋、血脉偾张、辩到深夜、意味犹尽；伴着那从玉堂街、到土桥街、东大街两边大字报栏彻夜不灭的灯光、与川流不息观报的人群。1966年乐山城的夏天，注定是一个个不眠之夜。唐工两院学生的造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接受。
唐先龙、闫素材是我校留校参加工作组领导文革的67级同学。唐先龙被安排与打成三、四类的老师住在一起，以便监视。到了晚上睡觉，要将他们的裤腰带全部收缴，以防寻短见。上厕所或外出，再讨回裤腰带。唐的内心遵从了常识、良知: 这些冤枉的三、四类老师、如苏吉康等常得到他的宽慰，自杀事件终未发生。当时，适逢川大“8.26事件”，唐、闫二人去成都调查。眼界、观点大变，后又去北京受毛9月15日检阅，回校后成立“9.15战斗队”，造反了。
我与徐文基也打出了“天安门”战斗队，造反了。这是我校最早的两只造反派组织，支持响应者众。61班我带头，李光华、丁贵华等响应，造反派占尤势。63班徐文基带头，陈玉清、郑贵云支持，造反派占上风。74班唐先龙、闫素彩带头，李德康、李福民、张银贵支持，造反派占尤势。其他班造反派力量星星点点，68级楊世琪、周国维、张凤群是造反的活跃人物。从而在乐山高级中学形成了与校文革筹委不同观点的两派。曾经，在学校大礼堂两派为“川大8.26事件”展开过一场辩论。支持川大8.26战团的丁贵华、杨胜奎等上台，均以“不忙啦，我来说两句”为开启语；对方的时新荣也上台发言一通，不知所云。双方辩论水平均不敢恭维，但都有君子风度。
大约在9月下旬，由合干校张凯、陈善民伸头，乐高有我、唐先龙、徐文基；一中有罗德祥、杨敏政等在合干校碰头，商量成立一个中学生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后定名: 乐山中等学校造反联络总部。地点设在合干校，张凯为召集人。此乃《红色造反兵团》的前身。
约9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全国大、中学中选举师生代表赴京接受毛与中央检阅: 学生按10:1；教师按100:1比例，民主选举。乐高，我、徐文基、李德康、丁贵华、李福民、张银贵六人为选出的造反派代表。因唐、工两院来乐煽风点火，乐山文革已相当热闹。对刚经历过工作组制造恐怖文革的教师，都心有余悸、保持缄默。草堂民中年轻老师、地主出身的赖奇龙却是一个另类，写出多篇要“保卫县(草中属县管)、地委”的大字報。此次竟“民主选举”为教师赴京代表！引起了中学生造反派的怀疑与不满: 一定是保皇有功！《造反联络总部》串联各中学造反派坚决反对。
“血统论、自来红”是红二代的发明，是皇权论的老调新弹: 是一批人想永坐、永享江山。由此引出的“红五类、麻五类、黑五类”一直左右着文革。此时，我们采用实用主义、把血统论用在赖先生身上，我与徐文基写出了“不准让地主的狗崽子赖奇龙赴京”为标题的大字報。言不由衷地说: 因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赖赴京会阶级報复，危及毛与中央领导的安全。并警告，引起的后果由相关人负责。用两篇淡紫色的道林纸写成，落款:乐山高级中学《天安门战斗队》。张贴在百货公司转角斜面墙上，很醒目。恰遇小学同年级、乐一中的谢子嵩等正往百货公司墙上贴“炮轰乐山地委”的大标语。
赖不服，又贴大字报声称“我爬也要爬到北京去”。这，又激起了乐山中学生造反派的愤怒，于是几百名学生一傍晚湧进草堂中学，找赖辩论，赖终于软了。当晚下起大雨，几百名学生冒雨回家。有关部门怕引起乱子，取消了赖的赴京代表资格。赖从此厄运连连，饱尝文革苦果。
10月16日，乐山赴京代表启程乘汽车去夾江、再转乘火车专列进京。已商量好了的我们，一上火车便自选了一个6人座位，坐在一起。这惊动了我校其他代表，受大学哥、姐影响，早有造反打算的李清贵、范云辉二人终下决心、与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扩大成了8人。10月18日下午，列车进京，我们远眺卢沟桥，穿过丰台站，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到先农坛体育场集合侯公共汽车，上车时天色渐暗。我们穿过华灯初放的天安门广场、目睹了金碧輝煌的天安门、来到东大桥一新区，我们8人住进一带暖气的新房间。早上醒来，满屋盛满金色的朝阳，时间还不到6点，比家乡早了1、2个小时。当早，我们吃了用柳条筐盛的火烧馒头与萝卜咸菜，与赴京代表团不辞而别。离开了东大桥使馆区，沿着长安街、北京火车站、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到西单口再往北、往65届学友吳永成就读的北京航空学院奔去。我们入驻于北航一个二楼会议室，也是地铺、暖气。
北京著名的八大高校分布在学院路两侧、两俩大门相对。清华、北大离学院路不远，都在海淀区。我们在等侍毛检阅的日子里，除了去各大学看、抄大字报、收集传单外，我们还在北航设立了一个“乐山赴京代表联络处”，地址是: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15舍区-2楼-3号，这其实是吴永成的宿舍地址。
那时，全国大、中学生象决堤的洪水，潮水般向北京涌来。来北航找我们的同学愈来愈多。68级卢海丽、王咏兰等一行到北航来找们。卢个子小、声音带童声，讲起话来喜欢比手势，如幼儿园小朋友讲故事。吴永成称她小朋友。她后来是我的小学同学、好友郭正枢的夫人。不免常提起她，均以“小朋友”代她。她是否知道，她还有“小朋友”这一雅号？
72班的福禄同学王元熙一行来到北航，王便发烧咳嗽，吴永成、我一同陪她去北航医院看病，打针时，紧张的她紧拽着吴永成的手；打完针时，两眼眼泪潸潸；这应是在遥远的异乡生病时的乡愁与忧伤。多年后，吴偶而谈起此事、问起她时，我无言以对！一场上山下乡，似大难临头，各奔东西；五十多年、了无音讯！
在10～11月间，我校同学川流不息地去北航走访联系我们，乐高造反派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该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了。那时，清华《井崗山》、北大《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而身处哈尔滨的哈尔滨軍事工程学院的《红色造反团》在北京的标语不少，而且我们还收集到了他们的团報《红色造反者》。因哈军工是我高考志愿的一个选项、成为我的一个情结。商量名字时，我倾向于用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徐文基倾向用北航的《红旗》。最终，因“红色造反兵团”被乐山各中学共用，乐高最后定为“红旗”，又因为它是一个广谱词，徐文基又建议加个前缀“首都”以示区别。制战旗时间是在红色造反兵团成立之后，名字最终定为: 《首都～红旗～四川乐山红色造反兵团》。并委托吴永成在北京制作: 透明的黄字红旗。
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时、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从夾江登上新崭崭的绿皮火车开始，穿成都平原、出川过秦岭、越关中平原、到中原跨黄河、入华北平原进京，遇到的一切，均是人生的首次，一切是那么的新奇，让人激动，使人快乐！ 我们在北京的日子里，不乏生活的花絮。
在大串联的的北京赶公共汽车常常靠挤，我们八人出行，一个不落下，难！我们靠人多、不排队、直往入口车门假装维持秩序趁机上车，没上车的人迅速朝出口车门奔去、钻空子上车。一次徐文基被出口车门夾住前臂，夸张地叫，其实车门有比拳头宽的橡胶皮保护。司机只好再开、关一次出口车门，意让他抽手，哪知又关住了他的后臂。司机无奈地直摇头，打开车门让徐从容上车，引来全车人哈哈大笑，司机也笑了。以后，我们常以握着拳头的手臂由曲伸直，并伴着叫声作为耍赖的标配动作，与徐开玩笑。
那时，同学来北航联络我们时，有时临近吃饭，于是我们将我们的饭票让给他们。我们便去北航学生食堂蹭饭。北航学生每月饭票用油印机印在约A4大的道林纸上，分早中晚共90份（月小）或93份（月大），每份指掌大。.每次就餐，自己撕下一份餐票，往装了大半桶水的大黄桶扔去化掉，再排队去大师傅处盛饭盛菜。蹭饭的我们有模有样地在黄桶边弯一下腰，在桶中甩一下手，就去排队打饭，轮到我们，大师傅问“吃什么？” 心虚我们不禁露出了乐山腔:“包谷粑！”(因它含甜味、入口)，大师傅没听懂问: “啥？”，我们马上改口乐山普通话: “窝窝头！”，菜虽是一贯制的肉沫烘大白菜，只好用手指了。饭菜端出食堂，虽然已是深秋的北京，头上却冒着热气，好险！
“红卫兵” ～“红色造反兵团”的建立
“马克斯主义的道理千条万诸，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 这曾是那一代绝大多数人在文革风雲中行动的指南、准则、动力。
在京等待毛检阅的日子里，乐山赴京的中学生造反派又联合起来，到乐山赴京代表领队驻地，勒令领队干部马德金等干部“卷起铺盖”走人回乐山！此时，我们与罗德祥等商量: 乐山该成立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取名字时，我提议用全校皆为红五类学生的哈軍工的～《红色造反团》，以表示我们造反的纯洁度；如不采用，那我们高级中学要采用这一名字。经商量后，同意采用这一名字，考虑乐山有多所中学，于是在“红色造反团”中加一个“兵”字，即《红色造反兵团》作为乐山中学生造反派的共同旗帜。
不久，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一中学生临时制作的一面《乐山红色造反兵团》的旗帜下，乐山各中学的造反派赴京代表宣誓: 乐山中学共同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兵团》成立了！
1966年11月10日我们受到毛等领导的乘车巡视检阅。之后，我们带着《红旗》的战旗回到了乐山。旗帜一打出，那透明的“首都～红旗～四川乐山红色造反兵团”一行黄字忽隐忽现在飘荡的纱质红旗上，在乐山独具一格！
大约是66年11月、12月之交，《红色造反兵团》第一次会议在乐山高级中学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大约有: 合干校: 张凯；一中: 扬敏政，罗德祥、胡要武；乐高: 唐先龙、闫素彩、我等。
商议:
设立总部、刻公章、制正式的《红色造反兵团》战旗；
兵团办一份报子，成立一个室传队，配一个宣传车。
议定：
总部设在乐高，由杨敏政，唐先龙轮流值班。
由我、张凯负责办报，并采纳了我的意见：沿用哈軍工《红色造反团》团报名《红色造反者》、及刋头字体。
由胡要武筹划宣教队。
再由我去筹办宣传车、制兵团大旗。
不久，地委书记宁道贵及秘书谢达才来到高级中学红造总部， 请红造安排一个机会，地委作检查。于是在1967年1月15日，由红造组织、主持的“乐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乐山公园召开。乐山各界造反派几万人参加，主会场在灯光球场。红造学生发言人有主持人张凯、乐高《红旗》的何中平、草堂《挺进》的周永泉。五丝厂《井岗山》的工人戚素芳、平兴公社农民万英春，地委受害干部徐庭汉也相继发言；乐山专区专员窦光宇代表地委发言。因渗入会场的另一派少数人干扰会场，大会要求他们退场，遭到对方拒绝而僵持不下，在开会受阻状态下，窦专员讲 : “人家要你们走，你们就走吗！”。这一句话，竟招致了从此“打倒走资派窦光宇！”的标语、口号、及行动。
兵团战旗我仍委托吴永成在北京制作，费用由我打欠条在乐高暂借。后正式发票转一中程瑞林处，我多次追讨无果，后来在我父亲的工资中扣除。红造宣传队的队旗应是闫素彩签字借的款。因为她的回忆录中，把钱给了胡要武
胡要武筹办的红造宣传队，人员在乐山各中学抽调，但主要人员由乐高与一中学生组成。乐高参加的同学有: 唐雅训、周玉珍、王咏兰、谢永泉、黄婉、廖学良、吴长光、王乃基、文中贵、乐进毅、余平平，罗小敏等。由于宣传队人员优秀，阵容强大。演出水平高，反响强烈。
在此期间，红色造反兵团又派出了两个小组、由李光华带领：一组由吴苏、谢德华等同学入驻地委; 另一组由乐高72班部分同学入驻公安处。
办报子与配宣传车两事，应该经地委批准了的；但细节已记不清了。
宣传车，是安排我们去五通汽车十二队（在青龙嘴）解决。我、李清贵在那里连续守侯了一个星期，親眼看着一辆半新的嘎斯货车，先用寸扳装顶棚，装两侧，再装前后；再喷上红油漆，再在两侧面喷上“革命无罪”与“造反有理”两条标语，车头喷上《乐山红色造友兵团》大字；最后配上扩音器，在车前端的两上方按上了两个大喇叭，宣传车到此完工。 因乐高64班徐伦文笔好、普通话捧、声音高亢，安排她为红造宣传车广播员。我们兴致勃勃地将红造宣传车从五通开回了乐山。但它命运多舛，不到1月，去605厂宣传支援时，被对立派砸坏而夭折。
办報的第一步成立编辑部，人员有： 乐高楊邦杰、游文潮；一中: 朱启渝、黄允中；草堂: 郭正枢； 合干校: 熊志强（郭、熊二人都是我土桥小学同班同学）。第二步，把编辑部设在月咡塘地委招待所的一个十平方左右的房间内，因为那里离地处铁门坎的跃进報印刷厂很近，而且还新装了一部自动拨号电话机。第三、我们请北航的吴永成、上海交大的丁昌敏负责《红色造反者報》新闻採访。于是他们二人找到主菅工业、并代表地委出面负责文革的康仲伦。微胖、脸上总是挂着（机敏）微笑的康仲伦，突然举起右手、用一口与乐山话相差无几的祟州话向丁、吴两位大学生喊起了口号: “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坚决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 ，并当场批了两部自行车作为採访的交通工具。随后，二人又去陝西街61号的《跃进報》社，递交了一份勒令书、并莶写了一份收条后，从报社借走了一部德国柴司相机，配齐了採编设置。 《跃进报》是乐山地委机关报，被唐山铁道学院《西南野战兵团》的红卫兵查封。此际，《跃进報》的王文书、周玉辉代表報社造反派与我们联系表示:合办報子，被我们拒绝了。注3.
那时正是1966年年底，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联合”，为后来的夺权作准备。我们的创刊号为此而组稿。当时，红造对乐山“野战司令部”的评价是: 其组织人员复杂、打着造反旗号胡作非为。为此砸了“野司”在大十字的司令部。我们创刊号中的重点文章标题是“革命派中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便是最大的大联合！”，副标题是:～内斗外打好得很。此文由大家讨论，由朱启渝执笔。我写了创刊词，扬邦杰等写了若干则新闻报道，另外丁昌敏以“江东”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闲话真假与炮轰》。另外再转载了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拼齐了创刊号的版面。再将稿子送“乐山跃进報印刷厂”排印。此后，我们每天在编辑部与印刷厂之间穿行。当时也正是中央倡导学生下厂、下乡串联。一中有好多高67级的学生支工在跃进报.印刷厂，其中有: 淡成林、廖乐山、陈野华等，他们都是我读一中时晚我一年的同学，都认识。郭开铸当时也下在该厂。当时印刷厂也是两派，我们常靠这些学友、战友的支持，《红色造反者》在曲折中前行。
当时的铅字印刷被今天的人称之为铅与火的时代。出版一份报纸，要经历: 铅字排版、校字、做纸版、炉子上化锌制锌扳、腐蚀、修版、拼扳、校核、印刷、切边、打包，才成報纸。在铅与火的炼炉中《红色造反者》报于1967年元月1日创刊，共印了5000份，由红造学生自行上街发行，二、三天便告磬。
但由此而引起的一次风波即将到来。
我们正满怀兴致筹办第二期时，从印刷厂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軍》封了跃进报印刷厂5个主要生产车间。其理由是《红色造反者》创刊号“闲话真假与炮轰”一文是反动文章，其中一原句是:“不对了，他们原来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保派们将“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一定语胡搅为主语。尽管我们撕了封条，但中间派的陈师傅等几位工人不敢检字排版了。《红色造反者》报一出身便处于夭折处境，颓唐之情让人精疲力尽。 我老早就对去上海、广州等天南海北串联的同学羡慕不已，但那“语重心长的教导”始终激励着我: 我们是乐山的高中生，乐山的文革我们不搞谁搞！并用这舍我其谁的理由去说服周围的红造同学，一直辛苦地坚持着，也在等待着延期的招生。
红色造反者》报也在艰难中前行:
1967年1月13日，出版了第二期；
1967年1月21日，出版了第三期；
1967年 1月26日，出版了第四期；
1967年2月8日，出版了第五期。
独缺第六期《红色造反者》报，是第六期即将付印的铅版在“二月镇反”被搜走、第六期已“胎死腹中”了。
文革参与原本情非所愿，若当时乐山有一所大学，从小爱好地理的我确定是那时天南海北大串联学生中的一员，我的人生可能又是另一个版本。今天回想分析起来，我的这一份责任感源于父母生活的艰辛、与我在家中排行老大的原因所致。
随后，静坐軍分区、“二月镇反”等事变与恶耗接踵而来，窦方田、李致君等学生、与不少老师被抓。而第六期铅版中有很多针对軍方的尖锐文章，我赶紧去剃了一个光头，以备被抓时好受一些。报子也就搁在一边了。
以后，又是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下达、武斗围城。直到武斗结束的67年8月份，红造又决定复刊《红色造反者》报。当时，熊志强早已毕业分配去了马边，编辑部又新增加了一中的吴峨生、王明生，乐师的周华安。于1967年8月28日，《红色造反者》复刊号、第七期出版。复刊词是我写的，其它内容印象已不深了。
为何复刋后仅办一期便停下来了？是因为调防乐山制止武斗的7861部逐渐接管了乐山的一切，軍宣队也进入了各学校，学生们也逐渐各归各校。 社会舞台的主角已换，“革命小将、红卫兵”当年颐指气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红色造反者》报也就到此落幕。
我们的角色又将转換，
严峻的形势正还在后面。
注4.
注1.我52年前的毕业成绩保存在朋友手中。
注2.当时下乡参加社教“四清”的学生每人每月有六元人民币补贴。
注3.康仲伦: 祟庆县人（今祟州市），历任川康毛纺厂厂长、党委书记、乐山专区工业局局长。文革时，任乐山经委主任、付专员。后任轻工业厅长、轻工部付部长。
注4.感谢张凯、李清贵、唐先龙、徐文基、傅友衡、王咏兰、吴永成、王清源等同学朋友提供了当年有关事件的细节与资料。尤其是吳永成、王清源保存的《红色造反者》报等珍贵资料，真是奇迹，难能可贵！
母校～乐山高级中学唯一遗存建筑～办公楼。面对读者的二楼是会议室，是红造第一次开会地点。
扣押在乐山城的彝人头领人质 。 1908 英国威尔逊。
乐高63班1966年去福禄参加社教四清留影。
油画《父亲》，1980罗中立。
晚年爱好骑行与绘画的张凯先生。
当年以《天安门战斗队》落名的大字報，贴在百货公司转角二楼的那面斜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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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赴京代表证。背后有: 学校名、代表编号、代表姓名。
当年乐高部份赴京代表与北航学友吴永成合影。
前排左起:范运辉、李福民、丁贵华、张银贵；后排左起:李德康、李清贵，彭文康、徐文基、吴永成
在赴京期间，在北京订做的《（首都）红旗～四川乐山红色造反兵团》战旗。
1967年1月15日大会上，窦光宇专员发言。（照片系吴、丁两位先生当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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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红色造反兵团》兵团印章印、及1967年在北京重制红造兵团战旗的介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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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造《红飚战团》（乐山二中）1967年、委托吴永成在北京制作、透明字体的《红飚》战旗。其收费单据是: 8.15元+24.54元=32.69元。
乐山红造宣传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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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造《红色造反者》報编辑部成员
前排左起:彭文康、熊志强、杨邦杰、游文潮
后排左起:朱启渝、郭正枢、黄允中
时至“一月革命风暴”，因熊志强毕业分配，分别时合影。
“记者”丁昌敏（左）、吴永成（右）。借來的一部德国柴司相机，一人挂相机，另一人只能挂相机壳了。为了不致尴尬，只好用手稍作遮掩了。
1967年元月1日《红色造反者》创刊号，印制5000份，二、三天内全部发售完毕。
创刊号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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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名到字体均采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团报《红色造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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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江东的“闲话真假与炮轰”一文，引起了一场封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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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造反者》历经封报风波，第二期于1月13日出版。
1月19日，《红色造反者》第三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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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红色造反者》第四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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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圈：f/2.2快门：1/99焦距：3mmISO：137
2月8日，《红色造反者》第五期出版。
乐山武斗围城结束后，于8月28日复刊《红色造反者》报～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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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第2、3版。
昔日知己，五十多年后、健康愉快地聚在一堂。
前左起: 彭文康、唐先龙、徐文基
后左起: 李德康、李光华、李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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