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足迹所到之处，必然会出现青葱的农田。一个华夏人就是一棵树，离不开泥土，而且紧抓着泥土，根深蒂固。第二是华夏人喜爱和平，这是由泥土的芳香而来。
我们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作为总结，儒家思想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不如过去，未来不如现在，所以必须事事以古为法，至少也要保持现状。道家的思想是逃避的，把人生的富贵尊荣，看得都像天际的浮云，绝不追求，也不跟人竞争，如果有人竞争，他们就立刻退让，使对方在没有对象之下自行崩溃。墨家思想是宗教的，像一个苦行僧，无条件为他人分忧，在人类未能全部快乐之前，他们不单独快乐。法家思想是一种统御术，认为崇古是一种罪恶，最好的时代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只有君主严厉地实行法治，才能发挥国家的功能，完成秩序与和平。
不仅仅百花怒放，百家争鸣而已，华夏人的思想已进入无涯的空间，充满了想象力，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是活泼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大黄金时代是华夏人最兴奋的时代。
儒家学派借着政治力量，把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全部排除，儒家思想遂成了中国人唯一法定的正统思想。本世纪还看不出它的影响，但长久下去，中国人的想象力和灵性，逐渐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酱住，直到二十世纪，长达两千余年。
好像一片枯叶在激流中沉没，连一个涟漪都不能引起。
大黄金时代中，政权不再是世袭的花花公子们的私产，有才能的平民可以很容易地擢升为政府的高级官员，思想学术自由的天地中，一定拥有一个生气蓬勃的开放社会。
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到灭亡。
李耳的思想是逃避的，认为逃避即进攻。庄周的思想则是颓废的，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发生的，都是正当的。
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之内，华夏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虽然长久分裂，都一直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所以国与国合并之后，人与人之间，马上水乳交融。
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
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筋疲力尽而瓦解。
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华夏人有华夏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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