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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一天，每次都觉得没有眼泪了。可是只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回忆，眼泪就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爸爸的遗像是从两年前的一张家庭聚会照片中裁出来的，那时候他刚刚来北京和我们住，开心而阳光。爸爸这一生，从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过完八十大寿，他说：“我现在只能跟你们去北京住了，你们同意吗？”我说：“当然没问题，你就应该跟我们住啊！”他看我们全家都欢迎他，才放心。到了北京，我们带他去吃尽量贵的饭，他还偷偷带着钱，想要结账。每住一段时间，他就往我手里塞5000块钱。我说不用，现在谁用现金啊？他总是摆摆手，说也是钱。过一两个月，他会有点局促地提出想去银行。他知道大家笑他把每个月的工资取出来存成定期。我们经常说“你多挣那点利息，根本不够汽车的油钱。”还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儿子一个小时值多少钱你知道不？你让他给你开车去取8000块钱的利息？”他知道自己的利息是小钱，但对他来说就是大事。所以经常拿好了包随时等着我送他去银行。我很高兴带着他去过好多次银行，那时候我就想，万一有一天他走了，我不会因为总拒绝他而内疚。我爸这辈子很简单，就是读书、教课、攒钱。他没有特别的本事，只会存定期。全是省吃俭用的工资和课时费。但他读书是真厉害。全家人都知道我爸学习好。他上的是尊徳中学，后来我上学的时候改名叫三中。高中三年，数学平均成绩100分。全校的人都叫他数学大王。1958年高中毕业保送，因为成份不好，只能保送西北农学院。他说不想去，但又不敢。比他差的同学成分好的都保送交大了。我爸上的是农机系，有着苏联建造的宏伟大楼。我奶奶去学校看我爸，很高兴，觉得我爸当了大官。每个月的助学金自己吃饭买书，还能给家里寄回很重要的一笔支持养活弟弟妹妹。我爸爸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那时候还都没长大。那时师资力量不够，我爸上到大二，就被抽调出来当了数学老师。直接给他们自己的同学上数学课。那一年他才18岁，这是他很得意的事。但后来工作时才发现这导致了他没有文凭。我出生的时候他还在西农工作。妈妈带着我和姐姐经常要坐火车去探亲。80年代西农的水利系并入了陕西机械学院，我爸爸跟着水利系回到西安。我们一家才团聚。他又到西北大学进修了数学专业学位，才能顺利评职称。我记得他当了很多年助教，很多年讲师，但是副教授到教授却很快。每天看到他都是趴在桌前工作，主要是要发表论文。我爸说他一生最得意的是三篇文章。一篇在西农，手算出了一个苏联卡脖子的农业刀具的曲面方程。一篇定向爆破的概率问题，还有以前好像也类似。让他讲师、副教授、教授三连跳。他那时候跟我说：“一定要读个博士，一个烂脏本科，只能当助教。你要是个博士，毕业就是讲师！”我当年不以为意，但后来大学毕业还是读了博士，当了讲师。可惜没有像他一样在学校里老老实实发论文评职称。

我爸绝对是学校里的另类老师，他甚至不认识校长。虽然做过硕士导师，但不允许学生来家里拜访。上课清晰明确，板书漂亮。据我所知他一辈子没有送过礼。我姐姐高考的时候，我妈让他去招生办打听一下子弟的招生优惠，他都不去。他只凭本事算题，发论文，教课。我上大学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居生活。中间2016年送走了我爷爷，那段时间他很痛苦，我知道他最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其实叔叔、姑姑们都很好，但我爸领导队伍的特点是不讲情怀，只会算数。所以搞得团队有点乱。好在大家都知道我爸就是这么个人，也都能包容原谅。那时候我每次回西安讲课就去看他。我给他在学校里买了一套房子，姐姐装修好让他住，他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至少住上了正厅级。我每次看他都坐不了多久，带他到门口吃一碗羊肉泡馍。然后他一定要送我上出租车才自己走回去。

新冠疫情以后，西安封控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他不能再一个人住了。但他把来北京的时间一推再推，今天说有个定期要到期了，明天说有一笔国债必须赎出来。我知道他是一个人惯了，很怕和很多人生活在一起。后来终于成行，他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家。嘟嘟很有礼貌，我岳父母可以陪他说话照顾他，家里有阿姨，出门有车。天气暖和的时候他拄着拐杖在小区里散步。还是有自己的规律，星期一，转一区。星期二，转二区……星期五休息，星期六星期天随机转。这两年，除了这个寒冷又残酷的冬天，他每天的生活都是美好的，规律的。吃饭、做题、打桌上足球、散步、听手机。我想他是满意在北京的生活的，至少他没有闹着要回去。只有在住院的晚上，他带着头戴式呼吸机跟我说他想回西安。我说你现在不能回，血氧含量上不去，回去了没有办法。他哭了。觉得自己成了我们的累赘。所以他今天早上就走了，不再给我们添任何负担。一共才在医院住了三晚！朋友们都说，老人对我们太好了。他肯定想不到，他的离开会成为新闻，让那么多人知道。他也想不到朋友们为他布置了满是鲜花的灵堂，还有很多人帮他供奉了排位。我猜，他如果看着我们的话，可能会说：弄这干啥！都是白花钱！希望爸爸此刻没有沉重的肉体，快乐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