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梅中考时，老梅爹的砖厂生意红火却严重亏损，通过清算，家里背负了三万多元的外债。但是爹看到老梅的中考结果，一咬牙，供。结果妹妹小学毕业没上初中，老梅却继续念高中了。
此时的红光村，开始形成一种产业：绑扫帚。家家户户开始改种蒿子和油菜，不种小麦和棉花。每年初冬收蒿子，栽油菜，初夏栽蒿子收油菜籽。
绑扫帚的工序也很多：蒿子收回来，要晒干，捆成一捆捆的收藏，再脱枝分型，有的留出扫帚把柄的，有专门用作扫帚扫毛的，再绑扎成型，最后用柴刀修整成一把把像扇子一样的形状，把把柄修整光溜，才算完工。通常脱枝是全家人都做的，绑扎是老梅爹干，整形是老梅妈做，每到100把，爹就挑到九江去卖。
老梅的每个假期还是做家务现在又多了一项——脱枝，有时跟妈妈下地干活还要放牛。老梅在高中时爹还去县城卖过扫帚，卖完扫帚就去学校找她给她买点吃的，爹总是让老梅心中异常温暖。
高中的学校比初中更远在县城，校园更大，里面有好多宿舍，除了高中还有初中，除了教学楼还有运动场，有图书馆，在校门外面是热闹的街市，有卖早点的，有卖零食的还有书摊，有游戏室，有面包房。
宿舍朝北，左边是运动场，右边是图书馆，角落里也有一口井。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让老梅度过了难熬的冬天。因为每晚上自习到9点，老梅总是脑袋发热，双脚冰冷。衣服是表姐不要的衣服，其中有一件绿呢子外套，因为在熨烫时不小心烫焦黄了，奶奶就在那里补上一块绿卡其布。这件打补丁的衣服是老梅高中时最厚的衣服，伴随她过了三年。每年冬天，老梅只觉得冷，温暖的井水让老梅可以洗衣洗脸，但依然没有办法阻止老梅手脚上的冻疮的生长。天气一转暖，冻疮开始奇痒无比，又不能使劲抓，那滋味不好受。
高中是老梅的至暗时刻，也是家里的至暗时刻。爹被外债逼着不断想办法赚钱，绑扫帚收入不多，又累又脏，最后爹决定去江西承包别人的土地。
1993年，老梅在县城上高中，老梅爹和妈带着妹妹去江西，弟弟在家读小学，一家人分处三地，都在为前途努力着。妹妹跟着爹妈一起，也是做家务，时常跟他们下地干活，瘦小的身躯也没有怨言。妹妹大约在1994年由姑姑介绍进入江西一家纱厂开始黑白颠倒的夜班生活。每次老梅看到她都是放假时，妹妹总是眼睛肿胀，精神不好。1993年的暑假，老梅回家，家里只有妹妹回来了，爹妈还在江西忙农活。7月底是双抢时节，村里人都说“不插8.1秧”，也就是在8月1号前要忙完早稻收割和晚稻插秧的所有农活。
看着别人家里都在收稻子，老梅和妹妹也开始着急，就自作主张先割稻子。姐妹俩在割完稻子，全部挑回家后，爹妈终于回来了，也总算没有耽误晚稻插秧。而姐妹俩也累得浑身酸疼了几天，以前可很少挑这么多的稻子。在忙这些田里的活计时，最小的弟弟也开始帮家里放牛了。
通过一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好收成，还了部分外债，姐弟俩的学费也有着落了。老梅爹还是觉得这样还债的速度太慢，他决定开春再次承包砖厂。
在老梅18岁生日那天，爹亲自去县城，给老梅买了当时很难吃到的苹果、橘子，还有同一天生日的弟弟写给她的信。那一天是那么美好，老梅的脑中始终都是爹提着装水果的网兜，老梅迎着阳光看到爹整个人都在发光。
1994年9月，老梅高中毕业，被武汉的一所大专录取，学费一年要一千多。所幸爹的砖厂，质量依旧很好，销路不成问题，手上也开始有点流动资金，老梅的学费也算是解决了。老梅也得以继续上学，她是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爹很为她骄傲，对她也寄于厚望。在两年后，1996年，终因砖厂较好的利润，让大家都想要承包，老梅爹最终还是遗憾地结束合同。此时，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中国的第一波建筑高潮即将来临，老梅爹跟着村里的一位泥瓦师傅去了常熟在工地做小工。年底钱赚得也不多，后来又辗转到青岛、无锡、南昌等地。在建筑业暴利时期，有无数像老梅爹这样的农民工却因为工资不能及时发放甚至直接拖欠不给而颠沛流离 ，艰苦度日。后来老梅才从妈妈口中得知，为了她每月200元生活费，爹每天在外干最苦的活却吃最便宜的菜，生生把一个壮实的中年人熬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瘦小老头。
1997年老梅大学毕业后到一个并不发达的三线城市工作，工资并不高，对家里的补贴有限，但爹告诉她家里的外债已经还清，后面只有弟弟读高中，家里的负担比以前小多了，下一个目标就是盖房子。家里的三间砖房是1983年盖的，每逢下大雨或下雪，家里都没法消停，北面的墙已经歪斜确实急需重新盖。
1998年春天，老梅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1999年老梅结婚；2000年老梅家新房落成；2002年底妹妹结婚；2007年弟弟结婚生子，家中的红白喜事在这几年相继完成，老梅爹也终于还完所有新的旧的债务，完成所有儿女大事，开始享受他不多的生活。
2009年老梅爹去世，2016房子被征收，最终被夷为平地，那个装载着老梅最深切的思念和爱的被称之为家乡的村庄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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