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洲的最北边曾经有一座初级中学——北七房初级中学，它建于八十年代初，座落于原来北七房小学东门外。学校不大，就一排三层楼水泥建筑，中间一个楼梯，左右各两间教室。一楼西边是初一两个班级，东边是教师办公室，再就是校长办公室兼会议室。二楼分别是初二初三各两个班级，三楼是教师宿舍和平台。整体布局简单明了，墙壁的下半部分刷了淡绿的油漆，上半部分是白色的涂料，看起来明亮洁净，富有生气。教学楼前面是一个四百平米左右的操场，用细沙铺就，供学生们课间活动、上体育课。
中学建造前的地方原来是小学的操场，是真正的草场。春夏长着一层绿绿的草，是绿茵场；秋冬似枯草色地毯。童年时候，我和小伙伴常常在操场的篮球架下追逐嬉闹；在风中扑棱作响的幕布下，观看过《渡江侦察记》《赵一曼》《秋瑾》等电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是在北七房小学上的五年级。小学历史悠久，低矮的教室，屋梁、椽子和门窗还都是木质的。一到阴天，室内黑黢黢的。看着对面中学里走出来的学姐学长能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读书，我万分羡慕。
北七房中学在全镇的村级中学里属于最僻远的，学生数量最少也最顽皮。那个年代的村庄孩子包括父母普遍没有读书的概念，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课堂上闹哄哄甚至学生打架之类的事常有发生，更有甚者，还跟老师对着打。
当我以优秀的成绩坐在了中学的教室里时，我耳边就不断有表扬声，眼前的老师也是笑意盈盈的模样。最后，我还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成了校史上令老师们荣耀的学生，老师常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让我成了学弟学妹的榜样。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考上了重点高中，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一定能成为村里稀罕的大学生。可是，偏偏我成了落榜生。经历了此事，我才明白，自己在初中的好成绩无非是因为一点小聪明加上一点小运气。当年的高考就像一把大筛子，可以把大多数毅力不够，努力不够，智力不够的人、还有一小部分运气不够的人筛选出去。当然事实也证明人生的路有千万条，这条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
不久以后，我成了北七房中学的代课老师，昔日的老师成了同事。他们仍旧对我爱护有加，仿佛我还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勤奋踏实的孙老师还是一口无锡土话；上山下乡到过东北插队的刘老师还是带着京儿味的普通话，时不时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还有不时跟学生闹冲突的陈老师依旧会双腿沾着星星点点的泥巴进教室；一口“迪个迪个”上海话知识渊博的数学组长徐老师依然幽默冷峻，他们就像长辈一样，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爱护。最让我影响深刻的是从上海下乡回来的华校长。
华校长五十左右的年纪，高高瘦瘦、棱角分明的脸上架着金丝眼镜，春秋两季西装加身，冬天是一件黑色羊毛大衣，而夏天则是白得耀眼的短袖衫。在八十年代，一看就是一个气质非凡穿着考究的知识分子：儒雅、精致。每个学生看到他都会自觉地闪到一旁，犯了错似的低下头。他看上去高大威严，气场太强大了。
在我做老师期间，严肃的华校长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样子，指导没有经验的我备课、授课，教师会议上还常常表扬我，鼓励我，把我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了教师的角色。
华校长不但要负责学校教学质量，还要操心学校老师生活待遇。九十年代初，村级中学教育经费有限，很大一部分又是代课老师，上级拨款也只是负责体制内的教师工资，并且还远远不如现在的待遇。于是敬爱的校长经常推着他那辆小型花式自行车，侧弯着腰，走出校门，奔波在村委和企业之间，去讨要学校经费拉赞助。这时他的角色不再是学生面前威严的老师了。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村干部，或一个他教过的学生，他都得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
虽然我已是一位老师，课堂上学生们对我又敬又怕，但我自己知道，那都是装出来的威严。私下里我也还是个大孩子，课间和学生们说笑；和同龄女老师去三楼宿舍里打闹嬉笑，到校外田野里散步聊天，周末了，带她们去我家吃饭、夜宿，彼此成了朋友，真是快乐轻松的日子！
两年后，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虽然校长一再挽留，我还是离开了学校，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从此，北七房中学就离开了我的视线。后来撤校并校，北七房中学消失了，原来的校园变成了附近几个村的幼儿园。偶尔回娘家经过，我还会站在铁栅大门口，看一看熟悉的校园，不由思绪万千。
中学时代那个一直喜欢站在我座位旁的英语老师现在去了哪里呢？让我做语文课代表的周老师又在哪个学校了呢？还记得在他的语文课上，我站着朗读鲁迅的《故乡》中“闰土”一节，读完抬头，见他拿着书本托着腮，正呆呆地看我，竟不知我已读完，羞得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热情泼辣的朱老师现在又在哪里呢？我记得她经常邀请我跟她一同去学校。
人们在特定的时间相聚，然后又各自散开，留下定格的脸谱：严肃的，温和的，青春的，友爱的……
时间到了2020年，北七房村连带附近的几个村全部拆迁完毕，北七房中学的建筑彻底消失了。 学校已然成为历史，但那里的人，那里的事，还有那个少年的骄傲和羞涩，青春的友情和温暖，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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