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村

1988年？

回想一下，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突然有一部电影说自己“少儿不宜”，导致人们窥私欲猛增，进而趋之若鹜去看，结果，搜刮90分钟片长里的每一帧画面，都找不到想要的哪怕一丁点儿“暧昧”，失望情绪很自然地，转为了对电影的差评……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电影界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电影的名字叫《寡妇村》，有一位主演叫谢园，今天，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令人恍若隔世，唏嘘不已。

回到电影，“寡妇村”的噱头确实很吸引眼球，但故事的主题却颇为老套——吃人的封建礼俗，以及被牺牲掉的人性，在寡妇村里，这种人性突出体现为情欲。电影中，情节的设置、故事的铺陈和演员的表演都可圈可点，撇开被人诟病的“狗血”宣传，《寡妇村》，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人类学色彩浓厚的文艺电影。

但，艺术毕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寡妇村》就是这样，来源于闽南东山渔村铜钵村，取材于国民党抓壮丁，却远远地偏离了这一切，将一部活生生的年代戏，演绎成了一部凄凄惨惨戚戚的女权戏。

1949年6月，从淮海战役溃退的一支号称“军官团”的国民党部队进驻东山。“军官团”？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简·奥斯汀笔下的那五位班纳特小姐听到这三个字，会欣喜若狂成什么样子，但此“军官团”非彼也！所谓的“军官团”，不过是在一场场血流成河的战争结束后，士兵们已然尸堆如山，剩下了几乎没什么兵的所谓“团”“师”，或者什么其他番号。

抵达东山的这支“军官团”又被称为“再生部队”，什么意思呢？靠抓壮丁来“再生”，抓满一个排，排长升连长，抓满一个连，连长升营长，类推。于是，东山因“近水楼台”被抓走了近四千名壮丁，其中，仅铜钵村，就在1950年5月10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一夜之间被掳走147名壮丁，其中年长者55岁，年幼者仅17岁，已婚者91人。当时的铜钵村，只有298户1334口人，遭此浩劫，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如果只是战争带来生离死别的创伤，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但随之而来，进入另一个年代，战后的政治氛围中，作为去台家属，他们需要被定义，按照当时正常的思维逻辑，她们就是“敌伪家属”——于是，这个辐射全县总人数1/3的群体，在“守活寡”的凄惨命运外，又面临着成为“历史罪人”的另一种可怕命运。

好在，他们遇到了谷文昌，这位时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长冒着政治风险，提出了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的建议，几经请示并在县委讨论决定，从而使“寡妇村”的“寡妇”，从“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躲过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浩劫。

所以，东山县流传着一个说法“先祭谷公，后拜祖宗”，这一拜（祭），是真正的“报国安邦志慷慨，建功立业展雄才”，故事很多，慢慢讲来。

回到电影，回到艺术，在虚构的《寡妇村》和真实的“寡妇村”故事中，如果说真有什么触动了我的内心，让我感慨万分，难以自已，一定不是编剧的精心设计，而是在自己的男人被抓走之后，铜钵村的妇女们，一边织着渔网，一边吟唱着从心底涌现出来的那份情感——

门前海水平波波，

哪知人间有银河。

多少年来断七夕，

何时鹊桥接阿哥？

思念？抑或无奈？抒发？抑或承受？苍凉，抑或悲鸣？命运，不过就是生活。

谢园老师，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