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学时，每天都要从太平路经过飞山街去贵阳八中上学 。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飞山街路边一个老宅院门前好久没离开，我走过去问母亲:"妈，你在这里看什么?" 母亲 看见我忙说:"走，我们进去看看，这是我们家的老祖宅院 ! "
我们正准备走进大宅门，街对面一位五十开外的中年人对母亲大声说:"刘老师，好久不见了，你是来看看你们刘家老祖屋?" " 路过,顺便带娃娃进去看看。" " 啊，娃娃都这样大了! " "快叫袁伯伯，袁伯伯是这条街最好的裁缝师傅。" "你妈妈她们刘家人的衣 服多是我亲手缝制的啊 ! 来，我陪你们进去看看。"
于是，我随母亲和袁伯伯走进这个深宅大院。一进大门，母亲说大门上以前有一个黑漆牌匾,上面刻有"大夫第"几个金字，我问:"什么是大夫第 ?"母亲说:"大夫第就是指士大夫住的宅第。清朝的时候，我的祖父一辈出了四个进士，光绪皇帝敕封刘家为"大夫第 "，以彰显刘家世代书香，礼义传家 !" "贵阳称得上＂大夫第＂的没几家啊!"袁伯伯感叹到。我们再往里面走，母亲说 :" 以前这两边门柱上挂有两块黑漆绿字牌匾，刻有对联一幅，上联是:天下世家无不积德，下联是:人间好事还是读书， " 母亲带我走过几个院落，说这边是花厅，那边是厢房，外公住这里，她和姨妈们住这几间，几个院落住了刘氏家族几十户人家，大家和谐相处。老宅现在是交通局的宿舍。说着说着，里面的住户走出来和袁伯伯打招呼:"袁师傅, 今天有空来我们院子串门了?""今天没事，陪刘老师来看看她老家。"袁伯伯说。"啊, 快进来坐坐。"＂不坐了，我们随便看看，打扰你们了。"袁伯伯边走边说。一会儿，天上下起了大雨，我和母亲连忙跑着回家。
回家一看，到处都在漏雨 ! 木窗子上糊的白纸全被风雨淋烂了，雨一阵阵吹进屋子里，屋顶上糊的报纸已被雨水淋垮，雨水带着灰尘淋下来已是醋汤色。床上，桌子上都是雨水，地上大大小小的盆子接满了水，可谓 : 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家里一片 "水淹戚军" 的样子。姐妹们挽着袖子，裤腿舀水，扫水，已忙了好久，大家看着母亲，脸上满是雨水，泪水。母亲痛苦地挤出一句话 : "这哪里像家啊 !"
是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家 !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家搬到一小学内,分到两间小房子，共十几平方米.大的一间铺了一个大床，一个小床，父母睡大床，我睡小床，再放一个衣柜就挤不下什么东西了!另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小屋挤了姐妹三人。有两个藤沙发和几把椅子只好放在露天过道上，天一下雨就淋得湿漉漉的，几年下来也就东倒西歪了。
随着母亲相继生了五妹，六妹，一家八口人实在太挤了，学校让我们家搬到一个大点的房子住。房子实际是昔日庙堂的过道,几块木板隔一下就成了上下两间,房子是大了一些，但破烂不堪，在屋里看得到天空，窗户是纸糊的，风雨一打就破了，雨水，雪花下得进来。五七年秋天，父亲蒙冤到农场劳动去了。外公，外婆搬来和我们同住，照看我们，我和外公住上面的小房子，下面的房子又加一个床给外婆睡，大姐二姐睡一个床，母亲和四妹五妹六妹横着睡在一个大床上，一个房间除了床好像没别的东西。
八十年代初，教师住宅开始得到改善，学校分给我家一套三十多平米的房子，母亲把一间八平米的小房让給我和妻子女儿住,父亲睡凉台的沙发上，母亲在厨房里铺一个小床，床前烧一个铁炉子，煤块就堆在床底下,敲煤时煤渣会蹦到母亲床上，钩煤灰时煤灰会飘得到处都是，爱干净的母亲无奈和煤块. 煤渣. 煤灰在一起好几年，她自嘲说: " 退休前吃粉笔灰，退休后又吃煤灰，当这个 "火头军" 好难!
九十年代末，学校整个搬迁,修了新宿舍，我们家分到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但是女儿长大了，无奈又挤到母亲的小屋里，母亲还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每当女儿吵闹时，母亲总要唠叨: "哪天才能得个清静啊"!
随着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民众松绑。我靠自己努力，使家中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于二零零五年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八十五岁的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屋。母亲的小屋放了一间小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母亲把小屋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她叫我把"教育世家"的牌匾放在大柜上，还在墙上挂上一幅"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的对联。母亲每天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自己做早点，上午读读报看看书，下午看看电视。看到母亲有规律地生活，我感到无比欣慰 ! 但这欣慰来得似乎太晚，似乎又有几多酸楚, 几多叹息 ! 母亲常对我说: "广厦千间，夜榻七尺，有这样一个小屋就满足了!" "那你为何还想念你的老祖宅院?" 我问她，"任何朝代更改，都不会掠夺霸占民宅，唯有他们做得出来 ! " 知道母亲心底有好多话欲言又止,我想:过去的，无奈已经过去，唯有对着上天祈祷:愿母亲长寿，再长寿，愿她的小屋多陪伴她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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