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传奇（人物）

60年代的南门汽车站，在武侯祠的南边，大约靠近现在一环路的位置。长途客车一般是早晨七点发车，乘客必须在前一天晚上住在附近的旅馆中。否则，第二天早晨发车前到不了长途客车站。那时候从成都到渡口，要经过四夜五天。

1968年夏秋之际，我在成都办完事回渡口。从成都开出来的第一天，一般是住在荥经的。到达时，天已经黑了，又落着小雨。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早已人满，我沿街前行，与同车的数人走进一家旅馆。登记处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我直接进到院中，找到一个服务员。给他递了一支烟。很顺利的得到一间房，他让我稍后再去登记，我又发了他一支烟，他把烟卡在耳朵上。那段时间，我常常以这种方式登记旅馆。那个旅店，很快已经住满，几个没写到房间的，赶紧往下一个旅馆而去。我见一个小伙，手里提着个小提琴盒子，没有随其他人离去，站在院中，一幅不知所措的样子。我断定他是头一次出门，便说他，还不赶快去写旅馆，晚了就没地方住了。他说哪里还有旅馆呀？我说你自己去找嘛。这时，天已黑透，又下着雨，街上空无一人。他急得转圈儿，最终还是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找住处。见他实在可怜，我便叫来服务员，让他再给我安排一个床铺。并把手里的多半包烟塞给了他。就这样，我弄了一个二人间。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对我千恩万谢，毕恭毕敬，把我当成他的救星。此后的几天，一下车便跟着我，吃住都在一起，几乎是形影不离，一直到达渡口市。

行程第二天，住在石棉。石棉县城在大渡河边。县城很小，背山面水，地势险要。那几年，这里留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发生在前一年（1967年）。那里的饭馆虽然也要粮票，但是菜很好，居然有炒猪肝儿。四毛钱一份，算是顶级好菜了，我从渡口回成都，嘴馋的很，下狠心要了两份炒猪肝。那时，虽然浩劫已经开始，但小县城依然保持着古风，菜品保质保量，货真价实。尽管我正年轻，胃口好，饭量大，但无论如何，两份儿炒猪肝，一个人是吃不了的。那一次吃炒猪肝儿把胃口吃倒了，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想吃这道菜，见到炒猪肝甚至发呕，直到现在仍然心有余悸。

第二件事发生在第二年（1969年）。那时，成都市建二公司整建制进入渡口，与我们的市政建筑工程处合并，成为10号信箱附2号；简称10附2。成立汽车队后，到成都接10辆黄河牌大汽车（载重八吨）。回程时夜宿石棉，第二天听说西昌打武斗，担心汽车被造反派抢去，便在石棉等待。其间，有位司机胃疼的要死要活，经检查是胃穿孔，动手术需要输血。同行的都要验血。由此我便知道了自己是b型血。行文至此，顺便记下此二事。

那天，到达石棉时间较早，饭后回到旅馆，见他总是提着那把小提琴，原以为只是装装门面，便揶揄地让他拉一段，不料他拉得真不错。一听便知，是认真学过练过的水平。便邀他一起到大渡河边儿一展琴艺。那天傍晚，大渡河边儿，伴着稀里哗啦的激流声，听他拉琴。他很认真，也很努力，拉完一曲，便问我想听什么？那时候，我只知道“梁祝”是个小提琴曲，大概就是”化蝶”的那一段。他拉了一遍之后，又拉一曲，说是十八相送。后来，我苦思冥想，问他会拉马思聪的思乡曲吗？于是他便拉起了思乡曲。一遍又一遍，忧伤的曲调把我带回过去的时光，我想起成都的亲人，想起许多许多，沉浸在幽幽往事中。那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有好长一阵子，我们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坐在小城外边的大渡河边……

1968年下半年，全国的中小学生开始复课闹革命，大中专生开始分配工作。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生，一拨一拨的分配到渡口市。

他是成都体院毕业的，学的是足球专业，最初见到他时，听他的口音很特殊，问他，你的口音挺像电影”抓壮丁”上的话，是哪里人啊？他告诉我，是自贡人，抓壮丁就是用的自贡方言。

那两年，我结识了许多分到渡口的大中专学生，有男有女，许多是点头之交，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也有的略有交往，还有一些成为终生好友，现在仍然往来。

熊桂林，是在初进渡口途中与我结识的。到渡口后，住在华三旅馆，与我的住处一步之遥。当时的华三旅馆，几乎就是学生的接待处，直到分配之前，大都住在这里。

我回到渡口市的第二天，便认识了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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