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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秋天，我因为提前通过了俄语预科的考试，拿到了语言等级证，顺利入了圣彼得堡赫尔岑大学的造型艺术系。当时的圣彼得堡秋意正浓，而且尚未下雪，兼有北方亢燥和温暖的地气的天候。
学校坐落于当地有名的喀山教堂斜对面。一地金黄的落叶在午后阳和的日光下反射，微凉的西北风吹来，卷带着异国秋天树木与青草的香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背着画袋，拿着几本爱读的书，从地铁站口走出来，穿过马路，经过教堂，向门卫出示学生证明进校画画。我画累了就坐下看书，等到书也看倦了，就举起眼来看窗外湛蓝的天空与枣红色的屋檐。作为一名留学生的日子就这样按部就班进行着，直到一个多月后，一天下午，她站在了门口。
我记得当时自己对她的出现不以为然。要知道，以我性格中的傲气，只要存在竞争就想与他人一决高下的争强好胜，让我在留学过程中虽然遇到过很多困难，却也靠这股傲气把大部分困难都解决掉了。面对这类“留学哑巴”，自然不易不产生鄙夷与轻蔑的情感的。她进这个班时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错愕、不安与无助与直到我毕业三年后的今天仍旧历历在目。
那是一双渴望得到帮助的眼睛。我不知道何种情况下会使一个人刚在人群中露面就想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只知道在国外留学会加剧暴露一些在国内显然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能力且性格懦弱的女生，我当机立断就对她下了定义，并拿书遮住面孔，以防被她的目光捕捉到。自那之后的一周，我依旧只和班里熟悉的几个人来往，并有意识地在午饭时到校外吃饭。当这个女生因为各种入系手续、保险的问题以及绘画作品的质量被俄罗斯老师臭骂、被同班的俄罗斯同学嘲笑时，我只是坐在人群后方的座位上自顾自地看书。
一天，班里要求写生男裸体。由于研究生2班的教室拥挤并且整个班的学生无一例外在那天全部到齐了，等到她进教室看到这挨肩擦背、人满为患的一幕时，又露出了那种渴望得到帮助的眼神。只见她呆呆地站在原地，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拎着满满一袋油画颜料，还背着一个高度远远超过自己的画袋。整个教室里只有画笔摩擦画布的声音。
看她那样子，我突然想起自己刚到俄罗斯时因俄语动词变位错误的问题被海关嘲笑的场景，便朝她使了个眼色，挥了挥手。
“你站这儿吧，咱俩挤一挤...颜料和调色盘没地方摆就先用我的吧。”
“可以到这里吗？谢谢你。”
“哦，没什么，不谢。”
中午，我们一起去学校对面的韩餐厅吃饭。我招来服务生，叫了一个部队锅和金枪鱼锅，然后问她为什么会来俄罗斯。
“陪男友过来读书。”
陪男友过来读书....这是怎样一种选择？中国可以读书的地方很多，何以洪崖洞不去，西湖不待，偏偏要寻到这一个寒冷且语言不通的外国之城来呢？这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原因，一种选择。这个原因是爱情吗？我要往深推敲一番...这种选择伴有难言的苦涩否？它是以牺牲个人生活与前途作为条件吗？做了这个选择的她现在后悔吗？......不，我无法继续推敲下去了。
“那你...原本不想来吗？”
“嗯，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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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以后她经常在晚上问我今天作业是啥、要不要写什么论文、明天去不去上课之类的，自然的，她就成了我那一年留学生活（上课生活）中的路伴儿。早晨醒来，谁起的早，就负责准备好两人的早饭，由于我们所住的瓦西里岛与学校所处的地段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常常一起在出租车上一边匆匆吃着早饭、喝着烫嘴的咖啡，忙里偷闲地聊一聊与论文无关的闲事。
由于她是为了男友而过来的，我平时靠读读小说、画画洋画积累起来的“该死的浪漫”全然无用武之地——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那些艺术界文艺界里常常出现的诸如无规则恋爱、风流的浪漫史，与我一点缘分没有。可我的身体构造，我的处境与心境，当然和一般青年一样：炽热的血在血管里流淌，却只能靠异国他乡的寒冷冻结那器官的冲动。她将我的忧郁归咎在一个人在国外独处空屋上，劝我多多跟社会交往。我却想到的是她俄语一句不会的事，只能将更深的忧闷压在心底，暗暗叹气。我是自然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消散那心中郁结着的郁闷了。
慢慢的，她和她男友的事，她在国内的事，我差不多全都知道了。她不会俄语，但很快与班上另外几个中国人熟悉起来，看着这样的场景，我依旧是坐在角落里看书，只是到了晚上，到了家门口的那条涅瓦河的堤岸街上人静之后，我就套着一层带帽的运动外套，一边做些漫无边际的空想，一边闻着海风朝前奔跑。她到底是谁？我又是谁？我们身处哪里？又要到何处去？令我不解的恰恰是她那种乐观自在的天性。
我在国外留学生活，具有足以应对生活与人际交往的能力与勇气，但我却不能自觉，远不如她那样自性自在。所以在深夜我要穿着这件夜衣在大街上奔跑，以安抚灵魂中那嘈杂的不宁。说实话，到圣彼得堡的留学生那么多，我那天帮她也好，不帮也罢，三年之后，我们都会毕业，都会从各自的人生中退场，继续各自的生活。那双眼睛中有什么东西感染了我？我讲不清，只记得那一时犹如涅槃幻境，让我情不自禁地向她招手。而多年后我坐在这里码字，回忆这些往事，又只觉得当时不过尽了我力所能及之事，顺应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在即将毕业回国几天前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收到了她发来的一条短信，上面写着：
“我妈没了。”
几天后，当我拎着行李箱、踏上归国的飞机前，我看了一眼后方的通道，一时间似乎看到她站在通道入口静静地望着我，眼神中依旧流露出那种错愕、不安与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那一瞬间我仿佛忘记了留学，忘记了毕业，又回到那天午后在画室与她初次见面时的那种不以为然的状态里去了。
现在，我留有她的联系方式的那个号丢了。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是回国了还是继续陪男友在俄罗斯读博，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从丧母之痛中恢复过来。更令我难过的是，我丢失了帮助她的机会——那个在寒冷寂寥的俄罗斯生活中和一名国人一起挤在出租车内、借着咖啡的热度烘干眼泪，一起默默而顽强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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