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里,姥爷总是穿着蓝色的粗布长褂,瘦高的个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乡下走二三十里路,来到我们在小镇的家。
常常是放学时,走在街上,突然看到前面一个穿长褂的身影,两手背在后面,是姥爷。只要在人群中认出他,我就立即捂著书包飞快地跑回去,向妈妈报信,姥爷来了。显然,姥爷的到来并不怎么令人欢喜。
每次来,他必会做一件事,敲钟。
先拿起妈妈办公用的蘸水笔,在干净的纸上工工整整写上字。我曾悄悄站在他背后看过,字的一撇一捺都很开阔,竖排繁体字,年幼的我一个也认不出。
写好后就该去敲钟了。钟挂在食堂门口,是师傅通知开饭用的。食堂和我们是一排房子,我们在东头,食堂在西头,走几步也就到了。
钟圆圆的像个喇叭,上面小,下面阔。姥爷拿起平放在钟上的抓钉,铛铛地敲了会儿,就开始念纸上写的东西,声音并不大。
常常会跟出来,站在门口远远看着。有时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听到钟声,大家停下来,“他开始念了。”一个说。大家看了会又吃吃笑了会。有时悄悄凑到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在他转身的瞬间,一哄而散。
姥爷每天都会敲钟,在家时,就去村里的小学敲。学校在村前的小山上,表姐带我去过。走过青翠的树林和灌木丛,就来到山顶的小学。当嬉戏的学生们被钟声唤进教室,热闹的校园安静下来,这时我看到姥爷。
他径直走到树下,敲了敲挂在那儿的钟,对着手上的纸念了会儿,就走开了。没有谁去注意他。
敲钟似乎是姥爷唯一的表达方式,很少见他说话,每次来我家,他不会亲热孩子们,我们也不怎么理他。
有天晚上,妈妈出去打牌了,爸爸下乡没有回来,巨大的雷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我连忙起床,惊恐地走到外间。煤油灯亮着微弱的光,姥爷坐在竹床沿上,还没有睡。外面雷雨交加,我犹豫了下,爬上竹床,在姥爷背后蜷缩着躺下来。他坐着没动,嘴里小声咕哝着什么,听起来很温和。
很快我就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近姥爷,多年后回想起来,雨夜的景象竟那么清晰、温暖。
记得小时候去姥姥家,姥爷常在稻场打草腰,蹲在一堆草垛旁,用稻草编粗草绳,饭好了,家人就去喊他回来。后来不怎么出去了,他就呆在他住的柴房里,总是靠床边蹲着,要么沉默,要么自言自语。
姥爷为什么会疯?谁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只道他年轻时脾气强,性子直,又肯做,做多了难免指责抱怨,兄弟们没少打他。
后来虽然疯了,倔强的个性却还保持着。
他不喜欢姨父,在城里工作的姨父曾与乡下的姨妈离婚,姨妈带着表哥回到姥姥家,一住就是很多年。后来虽然复合,可是只要见到姨父,姥爷就会破口大骂,掀桌子,打人。姨父来时,总躲着他。他若听到,必然追出去。
他爱他的儿女,他不会表达,却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出来。
姥爷最后一次来我家时一病不起,我曾看到妈妈扶他起床小便的背影。病成这样,是再不能去敲钟了,这日日要做的事情,今后再不能做了,他该怎样去适应呢?而在那钟声里,那一个个我不懂的字里,又寄托着他怎样的情感呢?
姥爷死了,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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