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明代文学，大家首先想到的大多是小说戏剧，但这并不代表明代就没有诗文词了，虽然成就确实不如小说戏剧突出，但其中也有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明初诗坛的两个群体——台阁体与茶陵派。
台阁体：职业作家的“颂圣德，歌太平”
说到台阁体的产生，就不得不提起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却喜欢作诗。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馆阁近臣们唱和，他自己的诗歌则呈现出一种扩大的气象。其实君臣唱和，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展现皇帝的才学，也是皇帝为了引导这些文人书写当今盛世的一种方式。这样的君臣唱和便为台阁体的产生做了铺垫。
台阁体的产生是以内阁制度为基础的。
这又不得不说到明太祖了，明太祖“新‘帝’上任三把火”啊，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他说废就废了，皇权至上，士阶层在这个时候就变得太卑微了，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设立了种种严苛的刑罚针对士大夫阶层。这样一来，士大夫可就太惨了，被欺侮、被蹂躏，但啥也不敢说。
好在这个时候明成祖登上政治舞台，他虽然有雄才大略，但也禁不起一次次的御驾亲征啊，这么多朝廷政事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怎么办呢？他就派遣了解缙、胡广、杨荣等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这就是内阁制度的产生，士大夫们总算是“咸鱼翻身”了，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永乐、宣德年间呢，内阁权力逐渐上升，士大夫阶层自然就对帝王“感恩戴德”，但行事仍是如履薄冰啊，不敢出一点差错。又正好遇上了国力强盛的“好年头”，他们不由得感叹富贵福泽来之不易，并且想尽力延续圣眷，于是便开始点缀升平、逢迎朝廷，写写歌功颂德的诗歌来体现自己的忠心以保全性命，于是台阁体就正式形成了。
这些台阁文人身兼二职，既是台阁重臣，又是“文学侍从”，从“侍从”二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台阁体诗文大都是应制之作，是雍容典雅的“朝廷公文”，文学沦为歌颂政治的工具。所以我们说台阁体就是一群职业作家在“颂圣德，歌太平”，台阁体也就形成了内容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和而作，艺术上追求平正典雅的特点。
这种台阁之风使得当时不论是个人日常作品还是整个社会的诗文写作都透露出一股“富贵福泽之气”和“和平温厚”之感，于是朝野上下形成了共同的职业写作风格，这种文风我们就称之为台阁体。
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他们三个都是台阁重臣，所作诗歌内容都不脱歌颂盛世、鸿世，格调雅丽雍容，体现出台阁体的典型特征。 以杨荣《随驾幸南海子》为例：
天开形势庄都城，凤翥龙蟠拱帝京。万古山河钟王气，九霄日月焕文明。
祥光掩映浮金殿，瑞霭萦回绕翠旌。圣主经营基业远，千秋万岁颂平生。
茶陵派：“轶宋窥唐”的情感表达
台阁体的诗歌创作弊病颇多，几乎没有个人的思想激情，遏制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于是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便逐渐没落了，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茶陵派，对台阁体做了一定的反驳。
茶陵派的代表人物是李东阳。李东阳在当时也是台阁重臣，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所以他早期作品难免受到台阁体的影响，但后来他的诗歌风格有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关注社会生活和个人情感。
当时文坛上的结社风气是茶陵派茶产生原因之一，李东阳作为内阁大学士，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并且文学创作独具特色，就吸引了一大批文人，以一己之力开创了茶陵派。
当然，茶陵派形成的内在根源离不开李东阳提出的一系列独特的文学观点。
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但这并不是纯粹地模仿古人，他强调的是学习古人的法度声调，“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
这种“轶宋窥唐”的主张对明代中叶的“前七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说茶陵派是向复古文学转变的一个过渡性流派。
并且李东阳的作品扩大了诗歌题材，展现出更加广阔的生活视角。以《茶陵竹枝歌（其二）》为例：
银烛金杯映绮堂，呼儿击鼓脍肥羊。青山黄帽插花去，知是东家新妇郎。
诗中描绘出农家生活的自然图景，充满生活气息，清新质朴。
而他的一些作品也十分畅快地抒发出个人情感和精神状态。比如《寄彭明望诗》：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需弹。秋风布褐衣犹短，秋雨江湖梦亦寒。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这首诗是李东阳为好友彭明旺所做，其中的诗句可以看出他以杜甫为师的主张，也有对屈原“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的化用，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诗人不能帮助友人渡过难关的遗憾之情，真情实感流露其间，让人感叹。
总之，茶陵派的出现体现文学审美潮流的循环往复，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服装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就流行过。茶陵派将明代诗歌推向了复古思潮，是明代诗歌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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