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近的现实里,露露和娜娜作为贺建奎的实验结果,他要怎样去应对实验给她们人生可能造成的风险?她们是否拥有正常人类的生育权利?如果生育,作为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她们的后代问题?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贺建奎是谁?
一天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但现在,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都在找他。
很多人形容11月26日这一天,有一种处在科幻小说开头般的恐惧。这一切都缘起于贺建奎宣称他所主导的一场生物实验成功了——「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
如果这一切属实,被命名为露露和娜娜的这对双胞胎婴儿,在还是胚胎、没有被植入母亲子宫时,贺建奎的研究团队对她们的基因进行了编辑修改,以此达到对艾滋免疫的目的。
在此之前,很多研究者做过基因编辑的实验,但是都会在胚胎发育极早期就中止,科学家们也会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艾滋病患者,将患者的免疫细胞修改,这不会影响患者的生殖细胞,不会影响他的子孙后代。但这一次,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到诞生,是第一次——科学共同体的底线被打破了。
如果孩子可以被定制如巨雷降临,没什么事情再能分散国内外科学家的注意力,责问、质疑、对抗、支持,一时并发,122名中国科学家联署反对并强烈谴责这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贺建奎也许早就预料到了自己造成的地震余波会有多大。他选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通过媒体发出消息,致使这场峰会的焦点迅速被转移到他的研究上。
但舆论造势其实已经从几周前就开始了。他到处寻求伦理建议,在youtube和优酷上发视频,甚至聘用了一名美国公关教授,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
贺建奎履历光鲜,2006年,他获得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在美国莱斯大学读博后,又前往斯坦福大学就读博士后,期间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斯蒂芬·奎克教授,从事基因测序研究。
在youtube上,他注册了The He Lab的账号,上传了几段宣传视频,用英文来解释为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CCR5基因来预防艾滋病,「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优酷上,他也以贺建奎实验室为名,挂着相同的内容。但这些研究并未在任何权威期刊上发表,未能经历同行评议。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对此评论说:「我最讨厌科学家通过媒体发表他的成果,这要让科学家如何审查研究?」
尽管基因研究已经走的很远,但是人类真正了解的基因,占基因库的比例少之又少。一旦脱靶,没有谁能预估到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中外科学家最担心的问题,即使是贺建奎也承认。
就在2017年2月,贺建奎还在科学网博客上写道: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即使不考虑脱靶问题,修改了CCR5基因,也可能使露露和娜娜一生暴露在危险之中。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和心血管都非常重要,被修改者有死于流感和感染其它病毒(如West Nile)的风险。
如果孩子可以被定制科学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露露和娜娜两个婴儿。
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发明,到现在已经发展了近五十年,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技术,贺建奎也并不是第一个在基因上「做手术」的科学家。
在已经被曝光的医院伦理申请书里,贺建奎提到已经有科学家通过同样的技术通过破坏乙肝病毒,实现了基因治疗,但在这个案例中,基因手术刀的对象并不是人类胚胎。
在国内,2015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的团队,也在人类胚胎身上进行了基因编辑,但那一次实验中使用的胚胎,是没有发育成为成熟的个体,因为国际上通行人类胚胎体外研究不得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超过14天,这是基本的伦理原则。如果贺建奎在美联社采访中所言为事实,他就没有遵守这条伦理原则,并且在本月将基因修改了的胚胎实现了分娩。
受精卵是身体所有细胞的起点,贺建奎在单细胞时期对基因进行了修改,之后胚胎分裂分化的过程里,这些修改将有可能进入所有细胞,包括生殖细胞。贺建奎的一次修改不仅仅会影响实验对象,它可能会通过繁殖的方式进入到整个人类的基因库。
昨晚,正在香港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贺建奎,通过视频回应了学术圈对他的伦理指责。
他穿着一件没有褶皱的蓝色衬衫,用英文说到:「把孩子叫作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这是在试图制造恐惧和厌恶的情绪……这些父母携带着致命的遗传疾病——而这通常是两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微小错误导致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这些父母去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关于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坚信历史(伦理)终将站在我们这边。」
如果孩子可以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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