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跟捷克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都是殿堂级的创作者。
伍迪·艾伦说：「自从电影被发明出来之后，伯格曼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卡夫卡就是文学本身，正如莫扎特就是音乐」。诗人勒内·夏尔说，他是「我们的金字塔」。
卡夫卡和柏格曼两人的创作动力，有很大部分都来自于：我真希望我没有这样的爸爸。
问题出在哪里？
柏格曼晚年编剧的《善意的背叛》，赢得1992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和女主角奖。
故事描述的是柏爸爸跟柏妈妈，相识相恋结婚并展开生活的故事。一切就从乐观的少女，被来自穷乡僻壤的悲观的神学院学生吸引开始。
上流社会的父母一看就知道幸福不会长久，就跟现在到美国寻求崭新人生的日本公主的父母一样，要他们分开一段时间再看看。
日本跟瑞典的新人都一样，一定要在一起。正在发生的故事不知道怎样，已经发生的后来就芭比Q了。
问题出在哪里？
爱没有儿子的份
因为那个后来生出世界大导演的父亲，性格孤僻冷酷，一切都为Dog的相反而服务。
为什么他要全身心去服务？因为他也从小没有得到爱，他要把所有的爱都给，空气。
儿子不是空气，是个会抵抗的动物。所以，爱没有儿子的份。
儿子因此一生质疑，爱跟Dog的相反。然后，他的电影一直在这上面做文章。
为什么柏格曼会去拍电影，因为他的牧师爸爸经常把幼小的他，关到衣柜来惩罚他。他在黑暗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在黑暗中，看到《野草莓》、《哭泣与耳语》和《芬尼与亚历山大》所展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
李安曾经专程去拜访柏格曼，他是另一个被父亲折腾的灵魂。
我就是这么渺小
荣格说，一个人的童年是否幸福，决定了他一辈子能否获得幸福。
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瘦弱的卡夫卡，从小就被大嗓门，大手大脚粗鲁粗暴的父亲鄙视跟欺侮。
小时候，小卡有次被父亲关到天寒地冻的阳台，他后来回忆道：
那之后好几年，这种想象老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他有得到治愈吗
卡夫卡很早就躲到文学的世界里，把感受跟想像力投注到文字里。
他有得到治愈吗？
或许答案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学，他会活得更惨。
《卡夫卡与少女们》透过卡夫卡的小说、日记、书信、照片和相关人员的笔记，揉捏出《变形记》和《城堡》的作者，总是被少女吸引，然后又不能跟他们生活而必须坚决离去的形象。
少女是爱情，是灵感，是素材，是力量，也是疯狂和危险。卡夫卡渴望少女和爱情，但是，发明工地安全帽的他，需要文学来保护他。
他没法跟另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我的恐惧就是我的自我。」卡夫卡如是说。
是助力还是阻力
卡夫卡和柏格曼的爸爸，根本就是压在大师顶上的五行山。
卡夫卡在他那篇有名的《致父亲》里说：
比较一下我俩吧：我，简言之，耽于梦幻、喜欢孤独。你则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自鸣得意、高人一等、坚韧沉着……总之，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
他们的爸爸，后来都把他们逼进了自己终生热爱的天地。
说到底，名为爸爸的这种威胁，到底是助力还是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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