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第四章，罪犯都去哪儿了。这个章节很有意思，分析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开始离奇下降，且下降速度之快、之突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犯罪率的下降呢？众说纷纭。而作者就当时主流的一些“原因”作了分析，验证其是否真的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今天，就作者分析的思路，我挑了几条来研究一下。
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的繁荣，失业率的下降，并不能导致犯罪率的下降。1.作者认为就业市场的好转，只会减少那些出于物质诱惑的犯罪——盗窃、抢劫等，而不能减少凶杀等暴力犯罪；2.对比60年代，美国经济同样腾飞，犯罪率却一路攀升。
首先分析第一种，犯罪大致分为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但作者并未提到，犯罪事件中两者各自的比重，便结论仅是财产犯罪的下降并不能影响总体犯罪率，个人看来论据略不足。第二种，对比60年代的经济繁荣，并未带来犯罪率下降，虽然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未明，但同比的论证还是认可的。
接着，作者认为，入狱率上涨和犯罪率下降有很大关联，且犯罪率的下降约有1/3可归功于这一因素。作者这次用的是反向证明，20世纪60年代初，相对宽松的司法体系，使得暴力犯罪率开始攀升。之后一系列的政治风波，遏制了该现象，在1980-2000年，因贩毒入狱的人数上涨了15倍，刑期延长。至2000年，入狱人数约为1972年的4倍，其中有一半是在90年代实现的。
身为读者的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相比1972年，90年代入狱人数只是增加了1.5倍，70-90年代入狱人数也有1.5倍的增加（根据2000年入狱人数是1972年的4倍且90年代完成一半来推算），即使加上入狱对罪犯震慑作用的延迟，那么为什么犯罪率没有从80年代就开始下降呢，且还在1989年还达到了峰值？再则，作者提到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约有1/3归功于入狱率，这1/3的数值何来，似乎并未作解释。
第三，作者认为，90年代犯罪率下降约有10%归功于新增的警力。1.在美国，每逢选举，为了拉拢对维护法律与秩序予以支持的人们的选票，不少政客会扩充警力。对比这些扩充警力的城市与警力不变的城市，可以看出扩充警力的确对犯罪率下降有影响。2.1960-1985年，相比犯罪数量，警员人数下降了50%以上，导致犯罪被抓的概率下降了约50%，由此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同样两个疑问点，首先作者提到犯罪率下降有10%归功于新增警力，数据何来并未解释；其次，在1960-1985年，警员人数减少了近50%，但1972-1990年，入狱人数却增加了1.5倍，至少从犯罪路依旧攀升这个结果来看，警力减少的影响远甚于入狱率的影响，但作者似乎认为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10%归功警力扩充，1/3归功入狱率上升，究竟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至少我没看明白。
第四，作者认为，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和新型的治安策略没有太大关联。1.对于新型的治安策略对犯罪率的影响，作者采用的是时间对比。以纽约市犯罪率为例，该市犯罪率下降始于1990年，至1993年底，财产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已经下降了近20%。鲁道夫·朱利亚尼1993年上任纽约市市长，94年提任布拉顿为警察局长，期间警力继续扩充和实行新型治安策略。可以说在两人上任之前，犯罪率已经出现了下降之势。同时文中提到，90年代纽约凶杀案发率下降73.6%，有18%的犯罪率下降归功于警力扩充，将这18%的降幅从73.6%的凶杀案发率中除掉，纽约的降幅就只有美国中游水平了。2.纽约警力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对比其他没有实行新型治安策略的城市，以洛杉矶为例，排除掉警力扩充的因素，犯罪率下降幅度与纽约不相上下。
对于第一点，虽然在鲁道夫·朱利亚尼和布拉顿上任前，犯罪率已经在下降了，却不足以说明新型治安策略没有任何效果。其次，犯罪包括了凶杀，将警力影响的犯罪率降幅直接从凶杀案发率扣除是否合适？第二点，纽约和洛杉矶本身社会治安程度不一样，也就意味着犯罪数量的基数不一样，正如从100到10易，从10到1难，即使是同一措施，在不同城市、基数的前提下，带来的犯罪率降幅都会有差异，何况这两个城市在除掉扩充警力影响因素之后，其犯罪率的降幅还是持平的。
暂且先分析这些吧，已经😵了，个人的分析可能会有偏差，仅供娱乐。当然作者还分析了很多影响因素，后面的文章中再接上！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