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二

风雷激荡--从62年到66年，经过几年的实践，无论在教学和辅导工作中，我们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正当我们踌躇满志，高歌猛进的时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风暴，向小城袭来。立即打得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大约在六六年六月，我们正在上课，一个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孩来到一间教室，从背包里拿出一摞传单，说北京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北大，清华已经不上课了，许多中学也都不上课了，你们还上什么课呢？后来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吴晓忠。他是特意回家来大串联的。从此以后，学生便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有的组织战斗队，到其他学校大窜连；有的开始印发传单，聚众讲演。一群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打起了造反派的大旗，狂热的呼喊着革命口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社论后，便在全城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造反狂潮。红卫兵们像发了疯使得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他们冲进教研室，把所有的教学参考书，教案，统统的抱到大操场，一把火烧掉。并勒令教师把所有的书籍笔记日记材料等，一律送到学校烧掉。操场上大火熊熊，火光冲天。校园周边的群众，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脸上布满莫名其妙的神情。在洮安一中这座最高学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就以燎原之势，迅述蔓延到小城其他几所中学。他们也纷纷举起造反大旗，实行“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革命行动.然后，他们又和洮安一中的“革命小将”一起，杀气腾腾的冲向社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将县图书馆文化馆评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单位，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砸得稀里哗啦，破破烂烂，狼狈不堪。他们操起钩干铁齿，把许多商家店铺的门额牌匾，一通很砸猛打，纷纷打落在地。大街小巷，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至此，他们似呼并不满足。又在各条大街要道路口设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衣帽鞋袜，发式头型，服装佩饰，看是否有封资修的黑货？连年轻女人的烫发，老太太的发髻也决不放过，一剪刀连根剪下。一时间，把个安谧祥和平静如水的小城，闹腾得破烂不堪，乌烟瘴气，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头在社会上闹腾了一阵子后，掉过来回到学校，开始狠批牛鬼蛇神。把那些地富家庭出身的教师和历史上有些污点的教师，一律打为“黑帮分子”和“黑五类”，统统关进牛棚，一批批进行批判。这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也进驻学校，组织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并把黑五类拉来做靶子，脖子上挂着黑牌子，跪在会场前面，接受大家的批判。起初还好，“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则木棍板子一起上，直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痛哭失声，喊爹叫娘。实在惨不忍睹。往日那些温文尔雅的学生，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恶魔，将昔日的老师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而那些暂时还么由北专政的教师们，也成为惊弓之鸟，惊恐得六神无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果然，那些人被打成“死老虎”之后，革命小将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我们​。就如同美洲狮吃完了老幼病残的角马，再伺机扑获那些身强力壮的猎物。当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三四十名教师关进了牛棚，外面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青年教师，既抓不住辫子，也揪不住尾巴，很难轻易下手。于是，围绕所谓斗争大方向问题，学生和职工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红色造反团为中心，坚持批判走资派；另一派是以革命造反大军为中心，名义上批判走资派，实际上，在学校一些职工的怂恿下，把矛头对准大部分青年教师。这些人中，教师团支部书记语文组副组长，有团支部委员数学组副组长，有理化组副组长，有俄语组组长，都是学校的教学工作骨干和中坚。我们正年轻气壮，决定起来自卫。于是，我们组织起“风雷战斗队”，展开炮火猛烈的批判走资派的斗争。由于我们写的东西有理有据，而且一批接一批的贴满走廊，火力凶猛，所向披靡，发挥了强而有力的震慑作用。在一段时间里，对方被击得蒙头转向，束手无策。整个教学楼显得十分冷清。忽然一天早晨，教学大楼玄观和整条走廊，完全被新大字报盖满了。正门处，“打倒反革命集团顾家村”的横标赫然在目。下面是一张列表;有村长，大管家，主要干将。我和连喜都名列其中。大字报前人山人海，人们神情紧张，张大了嘴巴观望。有人悄悄地语，有人摇头叹气。我们看了以后，无比震惊。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如此恶毒的把我们十几名年轻教师打成现行反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这张大字报的确像一颗重磅炸弹，立刻轰动了全校。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难道真有反革命集团”？一些学生和教师，私下里悄悄得议论，对我们敬而远之，甚而有意回避。不久，又放出风来说，对我们几个要实行专政。顾村长已经闻风而逃，我们几个只有坐以待毙。果然，不出所料。一天，军宣队和工宣队组全校教师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走上正街，队伍停下来高呼口号。我们每人手里那一面彩纸小旗，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喊完口号，胡老师就把手放下来休息。“快抓反革命。”只听团委书记政治组长付----高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胡老师就打：“你竟敢把毛主席倒拎着，真是狗胆包天”。另几个扭住胳臂按下头，一阵拳打脚踢。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绳子，立即将胡老师捆绑起来，押回学校。这时，游行队伍掉过头来，不再游行了。估计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口号也不喊了，一个个木呆呆举着小旗，再不敢放下。吓得大家鸦雀无声，毛骨悚然。回校以后听说，武老师也被抓了起来。第二天，一贯标榜自己“产业工人后代”的刘景林，也被关进牛棚，他们都被打得不轻。​这时候，人们已经不上班了，一个个心绪烦滥乱的呆在一天早上，军宣队长赵----早连喜谈话。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六七点钟，午间也没放回来吃饭。女儿一 整天不见妈妈，又哭又闹，哭喊着要见妈妈。我又气又火，背起女儿，怒气匆匆的来到学生宿舍，只有一间屋的电灯亮。透过玻璃窗，只见连喜坐在赵队长对面，正在大声号气的讲话。我毫不客气的猛敲玻璃窗，两个人立即向外张望。我愤怒的吼道：“谈一天了，现在天都黑了，为什么不让人回家？有什么事明天再谈吗？”连喜立起身，扭头就走。回到家，连喜气得连饭也没吃。满脸怒气地说，赵队长说你是新国民党员，动员我一天，让我检举你。他们这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吗？太卑鄙无耻了。我一听不寒而栗？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企图把我只与死地。​据 赵队长说，国民党在白城地区有个特务组织，叫“洮白特务执行班”。有人举报说，这个组织的头目，曾亲自来我家，把我吸收为新国民党员。他们编造地有鼻子有眼镜的，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任你百口莫辩。因为，只要一旦被贴上“国民党”的标签，那就逃不脱被专政，被殴打，被摧残，甚至被毁灭的命运。我一听不寒而栗。他们竟然如此狠毒的污蔑陷害，其阴险目的无非是要把我这个“顾家村”的大管家打倒，将风雷队击垮，让他们一手遮天。但是，证据呢？所谓“证据”，就是“有人举报”。“这就是证据”。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赵队长，假惺惺地对连喜说：“你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阶级界限，以大义灭亲的精神，对你丈夫进行检举揭发。”连喜非常气愤地对赵队长进行反驳：“这纯属污蔑陷害。因为他不是国民党，我就不能揭发。”这场谈话，最后以“阶级觉悟不高”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亲自来到我们居民组，找到组长马大娘家，对她说：“你只要证明看见过孙立到过他家就可以了。”“材料我已经写好了，你就按个手印就行。”这位马大娘，确实是个有正义感的居民组长，她义正词严的说：“我没看见的事，我不能证明。污蔑陷害人的事我不能做。这个手印我不能按。”军宣队长赵九刚，撞了一笔鼻子灰，灰溜溜的走开了。这件事的内幕，还是在哪场灾难过后，知到内情的教导主任钱风阁，在调回原籍搬家之前，我和连喜去话别时，悄悄地对我们说的。既然军宣队和工宣队对我都下了这么大的茬子，那对立派的学生怎么能放过我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像有人那样逃跑吗？不行，那岂不便成真的了？看来，我只能坐以待毙。就像一头关在栏子里的猪羊，是么时候想宰杀，就希听尊便了。这时候，整个学校都被对立派占领了，七八个高音大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广播，声斯力竭地号叫。一会儿勒令这个，一会儿警告那个。我们家正对学校，仅一道之隔，高音喇叭搅得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我躺在炕上暗自流泪，总是想不明白，这场文化革命究竟要干什么？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社会混乱到这个地步，这是什么革命？我们是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臭老九”？我们的女儿将来决不能再读书了，认识几个字以后就进工厂当工人，别让孩子再遭这个罪了。看来，我们服从国家分配是个大傻瓜，真正吃亏的还是自己。如果我们像生物系那个女生那样，打起行李就回家，哪里会遭今天这个罪？这个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啊，不仅地面荒凉，而且人也残酷。辽南大地震那年，我们的大女儿正在奶奶家，地震过后，我让三弟赶紧把女儿送回洮南来。弟弟一见这荒凉景象，不无邮路地说：“哥哥，咱们回家吧。你和嫂子就在村里教书，钱也不少挣，天天吃大米饭，乡亲们不会亏待你们。何必在这遭洋罪？”可我们想，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教师，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现在悔之晚矣.​夏天屋子里很热，我头朝下躺在炕上，左思右想，心中充满忧虑。我天天把球衣放在身边，一旦红卫兵冲进来抓我，好带上球衣去蹲牛棚。但是，在没进牛棚之前，我们还必须到学校去执班。一天，轮到我执班时候，我早早的到了学校，另一个值班的是工厂的刘00，值班室就在工厂的东头一间办公室，也是一铺火炕。学校全被对立派占领，我们这派只有我一个人。说是值班，其实什么事你也不能管，只有对立派的红卫兵在那里发号施令。天黑以后，我和刘师傅就躺在炕上休息了，由于我们两派对立，相互之间无话可说。我就躺在那里，闭着眼睛装睡。他在那里也没有睡着，只是各猜心腹事。这时候，只听教学楼里传来嘈杂的叫骂声，喝斥声。值班室到教学楼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而且窗户相对，可以听得真真切切。待到夜深以后，便从窗外传来清脆的鞭子声，啪啪的板子声，沉闷的棍子声。每种声音过后，都有一声悲痛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我们的刘师傅一跃而起，口里高声叫骂道：“这群蠢货，还能教他们叫出声来？”于是，气呼呼地跳下炕，一个箭步冲出门去。不久之后，果然见效，不知他施的是什么魔法？只能听见噼噼叭叭的打击声，却不见了哭爹喊娘的惨叫声，偶尔传来一两声有气无力地低低的深吟。这一夜，我是在精神极度紧张，心里极端恐怖的状态中度过的。而刘师傅凌晨回来后，倒头便睡。我早晨下班走时，他还在呼呼大睡。到家以后，连喜已经做好了高粱米粥。我们一边吃饭，我一边讲昨夜发生的事情。饭还没有吃完，一辆牛车拉着副校长吕00的尸体，慢悠悠的从门前经过，车上盖着一张破草席。人们神色紧张的伸长脖子向外面观望。​学校死了人以后，两派斗争的战场又转移到社会上。在街中心的服务楼摆上战场，以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展开辩论。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一条十字大街堵塞得水泄不通。两方代表你争我辨，互不相让。我们作为被打击被压制的一方，总是有理有据的揭露对方的无耻技俩，引来群众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而对方往往理屈词穷，常常处于孤立境地。几个回合下来以后，他们便不再讲什么道理，甚至造谣诬蔑，攻击陷害，无所不用其极。大体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便出现武斗了。开始，规模较小，没有大的伤害。后来愈演愈烈，由棍棒升级到枪支，使人们担惊受怕，惊恐万状。从此以后，我们便不再随便出门。​有一天晚上，听完收音机我们就睡下了。那时是七月中旬，天气已经很热了。我躺在临门的炕头，然后是女儿和连喜，妹妹躺在炕稍。我们关好窗子，拉好窗帘，就入睡了。大约在凌晨一点，突然，尖厉刺耳的玻璃破碎声把我们警醒，一块砖头穿窗而入，轧在女儿脚下。我们立即将女儿抱下地，隐蔽在炕沿下面。妹妹操起饭桌挡住收音机。躲在墙基脚。这时，大小石头象雨点般噼噼叭叭的砸在窗子上。我猫腰出门，来到外间屋，摸到一把钢叉，埋伏在锅台后面，从门缝窥测外面的动静。我判断，一个可能是，砸过一通了事。另各可能是，砸完后再闯进屋来行凶。不进则已；如果进来，我就用钢叉拼了。经过大约十几分钟的猛烈袭击，外面逐渐平静下来。又等待二十多分钟，一只黄帽跳上窗台，咪咪的叫了几声。这是个好信息，说明这伙暴徒已经撤退。我拎着钢叉来到院子，天黑不见五指，只有学校大楼里有几扇窗户闪耀着昏黄的灯光。回到屋里，我们想了一下，决定保护现场，等到天亮以后，找县公安局报案。我们来到公安局后，被告知：“我们不会出现现场，这事我们不管.”我们又去当地驻军支左部队，得到的答复同样如此。这时，我们风雷队的十几位教师，一同到我们家来，共同的意见是：既然我们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证，我们还搞是么文化大革命？能回老家的，一律回老家。于是在68年7月21日，我们一家便乘车回到沈阳。​在沈阳老家住了一个月，我们又回到旅顺连喜家。这时候，儿女晓红刚出生两个月，小东刚五岁。在沈阳和大连这两大城市，我们看的情况，并不使人乐观。我们沈阳老家位于沈阳南郊，苏家屯区的浑河南岸，离沈阳三十多里。离 苏家屯十五里地。虽然是远离城市的乡村，在城里枪声不断，到处有打砸抢的情况下，广大农民也充满忧虑，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在大连，一辆辆卡车载满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在大街上呼啸而过，人们惊恐的躲在路边。在旅顺这座军港，也不见了往昔的安谧祥和，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红卫兵。这里的许多亲戚朋友，也都呆在家里。“抓革命，促生产”完全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所在的小城，与这两座大城市毫无二致。回家待了两个月，我们身上的钱已经用光了。原来委 托给我们代领工资的同事，来信说：“不会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律不给发工资”。逼迫得我们不得不返回洮南。​回到洮南后，我们的对立派把持财政大权，好说歹说就是不给我们开资。正义何在？天里何在？这是什么革命？我们去找驻军支左部队，那位团长也故意装糊涂，什么“都是革命群众，我们也么有办法呀”？“又不是我们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呀？”等等，让人又气又恼。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赖着不走。最后，这位团长才答应帮我们解决。其实，那位团长一个电话过去就解决了。他告诉我们：“明天上班后，就可以去领了。”十分明显：就是他们在后面撑腰。第二天，我和连喜一同来到学校，一些学生公开挑衅，嘲笑谩骂我们，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充耳不闻。将工资领到手后，就急忙赶回家，免得节外生枝，招惹麻烦。那天我们还算顺利，有的人则险遭不测。鲁启花的工资，是由他爱人吴定一代零的。这位老兄生性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为防不测，自带一把匕首，藏于腰间。结果，被人发现，老吴拔腿就跑，几个人抬腿就追。独虎怎能驾住群狼？老吴是运动员出身，还算跑得快，没有被追上。然而，上嘴唇却被石头打个口子，去二医院缝了好几针。入秋以后，工宣队开始举办所谓“大事件学习班”。其目的，就是要揪出打砸抢的“幕后黑手”。毫无疑问，这个斗争矛头，就是指向风雷队的几个所谓“坏头头。”学习班要集中食宿，二三十个男教职工，住进一间大宿舍，一铺大火炕，大家挤在一起。临近南面窗户，放了两张办公桌。地上生个煤炉子。女教工带着孩子，住在另一间宿舍。一律 在食堂吃饭。学习班由工宣队长何纯州主持。每天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一二点。到集中火力猛攻的时候，就一直战斗到天明。开始的时候，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报刊有关文章。然后就检举揭发。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发言必须“刺刀见红”。否则，轻言说你“不能打不开情面”，“不要有任何顾虑”，“就看你阶级觉悟高不高”，“能不能划清阶级界限”；重则说你“态度不老实，不肯如实坦白交待。”于是，就有对立派的一位教师领头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斗争场面激烈而又残酷，就像几百只老鼠一起啃噬着你的心。那么，所谓的“大事件”到底是事么？其实，完全是极其恶毒的栽赃陷害。那是在我们离开洮南回老家以后，在服务楼发生一起严重的武斗事件。当时，红色造反团占据着服务楼，一天夜间造反大军攻打服务楼，双方展开一场枪战。交火中，将一辆过路的军车击坏，一名军人被流弹击中牺牲。双方都嫁祸对方为罪魁祸首。由于造反团被扣上“反军派”的帽子，工宣队就一口咬定造反团罪责难逃。而且，处心积虑的要把幕后黑手风雷队的“坏头头”揪出来，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按照他们的逻辑，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我们家被砸以后，风雷队就秘密策划了这次行动，然后交由造反团去执行，而我们便一同撤离，从而造成一种“与事无关”的假象。这就是他们的结论。然而，对于他们厚颜无耻的栽赃陷害，我们却只能“交代”，不能反驳。稍有解释，就是“态度极不老实”。为了撬开我们的口，他们把被专政的刘景林拉出来，对我们“反戈一击”；又让队里的两面派出来，揭露一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对我们实行种种压力。几名工宣队员，分头找我们谈话。有的扮演白脸，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劝“，耐心细致的启发阶级觉悟;有的扮演黑脸，声色具厉的斥责恫吓，肆无忌惮的威胁我们：“坦白交待是唯一出路”。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做的事情，非让我们承认是自己犯下的“罪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真是心如刀绞一般的疼痛。有时候，甚至想到死。但，如果我们死了，岂不是永远洗不清的罪灭？在班里，每天饭后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回家，但必须请假。我家里养只小母鸡，饭后要喂食。那是一只黄色的小母鸡，我们叫她小黄。产蛋率很高，每年都下二百多个蛋。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小黄对我们功不可没。小黄和我们一家也有很深的感情。每次我回家，一见我就会飞奔而来。从地上一纵，就飞上我的肩头。喂完食，临走时，总是跟在我的身后，一路跟我几十米远。我赶他回去，他不走，就趴在地上。我停下脚步，它也停下。我把他往回赶，一转身他又跟着我走出来。我去捉他，他就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等我把它抱在怀里。那是多么可爱的一只小鸡呀？他是那么有感情，又仁义?此时，也许他很快乐的和我玩耍，并不知道他主人的心灵正在忍受着痛苦的熬煎？看来，许多动物比起一些人的心肠还要善良的多？学习班办了近两个月，“反革命坏头头”一个也没揪出来，要继续深揭深挖吧，已经翻了个底朝上；“杀猪不吹——蔫退”吧，实在太掉价。正当宣队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的时候，又一条最高指示下来了;对于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要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这可是一颗最好的救命稻草。一方面，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宣布学习班结束，另方面，又有了可以将我们“无罪释放的”正当理由。而我们呢？也可以结束了这种半囚徒的生活。我们四岁的女儿，也获得了自由。​那个年代的闹剧，一出接一出的上演。紧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实现大联合以后，成立了校革委会，下面又成立了群众专政委员会。工宣队何队长找我谈话，要我进“群专”，并一再表明“这是组织的信任”。其实十分清楚，这又是一个圈套。全校教职工有一半人被她们关进“牛棚”，如今要搞“清理阶级队伍”，根本无法向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交待。这时，他们心怀叵彻的将我拉进去，可见其用心良苦。于是，我向老何解释说，进“群专”我不合适。一，我不是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二，又是问题没有查清的人。如果我进去了，将来可能就会变成“钻进无产阶级专政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我真心真意的请求何队长：“你还是放过我吧？”何队长笑容可掬的说，我们不会那样看，这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你放心，组织信任你。这真让我受宠若惊？曾几何时，我还是要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几乎一夜之间，我变成了“组织信任的人。”既然已经“获得了信任”，，我的担子也就壮了起来，狗胆包天地说：“你们已经专政了那么多的教师，决不会都是牛鬼蛇神。你让我如何给你们擦腚？他马上解释说：“那绝不会把责任推到你的头上。你放心好了。”我说，还是让我考虑考虑。后来，老何又找我谈了一次，我只好接了下来。不久，这些“牛鬼蛇神”全部陆续获得了解放。只是在作结论时，还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得精光。那位已死的吕副校长的结论是：“因打致死”。那位胡老师眼睛被打瞎一致，结论是：“因打致盲”。其余那些伤情轻重不同的人，更深深的伤害了心。​时间到了1969年，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又招来一批新生，我又回到学校，担任学生连队的连长。到了夏天，我就被调到县革委会政治部，成立新县委后，又被调到宣传部。从此，告别了洮安一（四）风雷激荡​从·62年到66年，经过几年的实践，无论在教学和辅导工作中，我们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正当我们踌躇满志，高歌猛进的时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风暴，向小城袭来。立即打得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苇丛。大约在六六年六月，我们正在上课，一个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孩来到一间教室，从背包里拿出一摞传单，说北京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北大，清华已经不上课了，许多中学也都不上课了，你们还上什么课呢？后来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吴晓忠。他是特意回家来大串联的。从此以后，学生便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有的组织战斗队，到其他学校大窜练；有的开始印发传单，聚众讲演。一群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打起了造反派的大旗，狂热的呼喊着革命口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社论后，便在全城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造反狂潮。红卫兵们像发了疯使得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他们冲进教研室，把所有的教学参考书，教案，统统的抱到大操场，一把火烧掉。并勒令教师把所有的书籍笔记日记材料等，一律送到学校烧掉。操场上大火熊熊，火光冲天。校园周边的群众，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脸上布满莫名其妙的神情。在洮安一中这座最高学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就以燎原之势，迅述蔓延到小城其他几所中学。他们也纷纷举起造反大旗，实行“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革命行动.然后，他们又和洮安一中的“革命小将”一起，杀气腾腾的冲向社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将县图书馆文化馆评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单位，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砸得稀里哗啦，破破烂烂，狼狈不堪。他们操起钩干铁齿，把许多商家店铺的门额牌匾，一通很砸猛打，纷纷打落在地。大街小巷，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至此，他们似呼并不满足。又在各条大街要道路口设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衣帽鞋袜，发式头型，服装佩饰，看是否有封资修的黑货？连年轻女人的烫发，老太太的发髻也决不放过，一剪刀连根剪下。一时间，把个安谧祥和平静如水的小城，闹腾得破烂不堪，乌烟瘴气，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头在社会上闹腾了一阵子后，掉过来回到学校，开始狠批牛鬼蛇神。把那些地富家庭出身的教师和历史上有些污点的教师，一律打为“黑帮分子”和“黑五类”，统统关进牛棚，一批批进行批判。这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也进驻学校，组织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并把黑五类拉来做靶子，脖子上挂着黑牌子，跪在会场前面，接受大家的批判。起初还好，“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则木棍板子一起上，直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痛哭失声，喊爹叫娘。实在惨不忍睹。往日那些温文尔雅的学生，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恶魔，将昔日的老师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而那些暂时还么由北专政的教师们，也成为惊弓之鸟，惊恐得六神无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果然，那些人被打成“死老虎”之后，革命小将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我们​。就如同美洲狮吃完了老幼病残的角马，再伺机扑获那些身强力壮的猎物。当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三四十名教师关进了牛棚，外面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青年教师，既抓不住辫子，也揪不住尾巴，很难轻易下手。于是，围绕所谓斗争大方向问题，学生和职工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红色造反团为中心，坚持批判走资派；另一派是以革命造反大军为中心，名义上批判走资派，实际上，在学校一些职工的怂恿下，把矛头对准大部分青年教师。这些人中，教师团支部书记语文组副组长，有团支部委员数学组副组长，有理化组副组长，有俄语组组长，都是学校的教学工作骨干和中坚。我们正年轻气壮，决定起来自卫。于是，我们组织起“风雷战斗队”，展开炮火猛烈的批判走资派的斗争。由于我们写的东西有理有据，而且一批接一批的贴满走廊，火力凶猛，所向披靡，发挥了强而有力的震慑作用。在一段时间里，对方被击得蒙头转向，束手无策。整个教学楼显得十分冷清。忽然一天早晨，教学大楼玄观和整条走廊，完全被新大字报盖满了。正门处，“打倒反革命集团顾家村”的横标赫然在目。下面是一张列表;有村长，大管家，主要干将。我和连喜都名列其中。大字报前人山人海，人们神情紧张，张大了嘴巴观望。有人悄悄地语，有人摇头叹气。我们看了以后，无比震惊。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如此恶毒的把我们十几名年轻教师打成现行反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这张大字报的确像一颗重磅炸弹，立刻轰动了全校。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难道真有反革命集团”？一些学生和教师，私下里悄悄得议论，对我们敬而远之，甚而有意回避。不久，又放出风来说，对我们几个要实行专政。顾村长已经闻风而逃，我们几个只有坐以待毙。果然，不出所料。一天，军宣队和工宣队组全校教师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走上正街，队伍停下来高呼口号。我们每人手里那一面彩纸小旗，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喊完口号，胡老师就把手放下来休息。“快抓反革命。”只听团委书记政治组长付----高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胡老师就打：“你竟敢把毛主席倒拎着，真是狗胆包天”。另几个扭住胳臂按下头，一阵拳打脚踢。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绳子，立即将胡老师捆绑起来，押回学校。这时，游行队伍掉过头来，不再游行了。估计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口号也不喊了，一个个木呆呆举着小旗，再不敢放下。吓得大家鸦雀无声，毛骨悚然。回校以后听说，武老师也被抓了起来。第二天，一贯标榜自己“产业工人后代”的刘景林，也被关进牛棚，他们都被打得不轻。​这时候，人们已经不上班了，一个个心绪烦滥乱的呆在一天早上，军宣队长赵----早连喜谈话。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六七点钟，午间也没放回来吃饭。女儿一 整天不见妈妈，又哭又闹，哭喊着要见妈妈。我又气又火，背起女儿，怒气匆匆的来到学生宿舍，只有一间屋的电灯亮。透过玻璃窗，只见连喜坐在赵队长对面，正在大声号气的讲话。我毫不客气的猛敲玻璃窗，两个人立即向外张望。我愤怒的吼道：“谈一天了，现在天都黑了，为什么不让人回家？有什么事明天再谈吗？”连喜立起身，扭头就走。回到家，连喜气得连饭也没吃。满脸怒气地说，赵队长说你是新国民党员，动员我一天，让我检举你。他们这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吗？太卑鄙无耻了。我一听不寒而栗？看来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企图把我只与死地。​据 赵队长说，国民党在白城地区有个特务组织，叫“洮白特务执行班”。有人举报说，这个组织的头目，曾亲自来我家，把我吸收为新国民党员。他们编造地有鼻子有眼镜的，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任你百口莫辩。因为，只要一旦被贴上“国民党”的标签，那就逃不脱被专政，被殴打，被摧残，甚至被毁灭的命运。我一听不寒而栗。他们竟然如此狠毒的污蔑陷害，其阴险目的无非是要把我这个“顾家村”的大管家打倒，将风雷队击垮，让他们一手遮天。但是，证据呢？所谓“证据”，就是“有人举报”。“这就是证据”。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赵队长，假惺惺地对连喜说：“你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阶级界限，以大义灭亲的精神，对你丈夫进行检举揭发。”连喜非常气愤地对赵队长进行反驳：“这纯属污蔑陷害。因为他不是国民党，我就不能揭发。”这场谈话，最后以“阶级觉悟不高”结束。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亲自来到我们居民组，找到组长马大娘家，对她说：“你只要证明看见过孙立到过他家就可以了。”“材料我已经写好了，你就按个手印就行。”这位马大娘，确实是个有正义感的居民组长，她义正词严的说：“我没看见的事，我不能证明。污蔑陷害人的事我不能做。这个手印我不能按。”军宣队长赵九刚，撞了一笔鼻子灰，灰溜溜的走开了。这件事的内幕，还是在哪场灾难过后，知到内情的教导主任钱风阁，在调回原籍搬家之前，我和连喜去话别时，悄悄地对我们说的。既然军宣队和工宣队对我都下了这么大的茬子，那对立派的学生怎么能放过我呢？我到底该怎么办？像有人那样逃跑吗？不行，那岂不便成真的了？看来，我只能坐以待毙。就像一头关在栏子里的猪羊，是么时候想宰杀，就希听尊便了。这时候，整个学校都被对立派占领了，七八个高音大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广播，声斯力竭地号叫。一会儿勒令这个，一会儿警告那个。我们家正对学校，仅一道之隔，高音喇叭搅得人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我躺在炕上暗自流泪，总是想不明白，这场文化革命究竟要干什么？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社会混乱到这个地步，这是什么革命？我们是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臭老九”？我们的女儿将来决不能再读书了，认识几个字以后就进工厂当工人，别让孩子再遭这个罪了。看来，我们服从国家分配是个大傻瓜，真正吃亏的还是自己。如果我们像生物系那个女生那样，打起行李就回家，哪里会遭今天这个罪？这个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啊，不仅地面荒凉，而且人也残酷。辽南大地震那年，我们的大女儿正在奶奶家，地震过后，我让三弟赶紧把女儿送回洮南来。弟弟一见这荒凉景象，不无邮路地说：“哥哥，咱们回家吧。你和嫂子就在村里教书，钱也不少挣，天天吃大米饭，乡亲们不会亏待你们。何必在这遭洋罪？”可我们想，我们是国家培养的教师，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现在悔之晚矣.​夏天屋子里很热，我头朝下躺在炕上，左思右想，心中充满忧虑。我天天把球衣放在身边，一旦红卫兵冲进来抓我，好带上球衣去蹲牛棚。但是，在没进牛棚之前，我们还必须到学校去执班。一天，轮到我执班时候，我早早的到了学校，另一个值班的是工厂的刘00，值班室就在工厂的东头一间办公室，也是一铺火炕。学校全被对立派占领，我们这派只有我一个人。说是值班，其实什么事你也不能管，只有对立派的红卫兵在那里发号施令。天黑以后，我和刘师傅就躺在炕上休息了，由于我们两派对立，相互之间无话可说。我就躺在那里，闭着眼睛装睡。他在那里也没有睡着，只是各猜心腹事。这时候，只听教学楼里传来嘈杂的叫骂声，喝斥声。值班室到教学楼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而且窗户相对，可以听得真真切切。待到夜深以后，便从窗外传来清脆的鞭子声，啪啪的板子声，沉闷的棍子声。每种声音过后，都有一声悲痛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我们的刘师傅一跃而起，口里高声叫骂道：“这群蠢货，还能教他们叫出声来？”于是，气呼呼地跳下炕，一个箭步冲出门去。不久之后，果然见效，不知他施的是什么魔法？只能听见噼噼叭叭的打击声，却不见了哭爹喊娘的惨叫声，偶尔传来一两声有气无力地低低的深吟。这一夜，我是在精神极度紧张，心里极端恐怖的状态中度过的。而刘师傅凌晨回来后，倒头便睡。我早晨下班走时，他还在呼呼大睡。到家以后，连喜已经做好了高粱米粥。我们一边吃饭，我一边讲昨夜发生的事情。饭还没有吃完，一辆牛车拉着副校长吕00的尸体，慢悠悠的从门前经过，车上盖着一张破草席。人们神色紧张的伸长脖子向外面观望。（四）风雷激荡​【1800】​从62年到66年，经过几年的实践，无论在教学和辅导工作中，我们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正当我们踌躇满志，高歌猛进的时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风暴，向小城袭来。立即打得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苇丛。大约在六六年六月，我们正在上课，一个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的男孩来到一间教室，从背包里拿出一摞传单，说北京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北大，清华已经不上课了，许多中学也都不上课了，你们还上什么课呢？后来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吴晓忠。他是特意回家来大串联的。从此以后，学生便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有的组织战斗队，到其他学校大窜练；有的开始印发传单，聚众讲演。一群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打起了造反派的大旗，狂热的呼喊着革命口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社论后，便在全城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造反狂潮。红卫兵们像发了疯使得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他们冲进教研室，把所有的教学参考书，教案，统统的抱到大操场，一把火烧掉。并勒令教师把所有的书籍笔记日记材料等，一律送到学校烧掉。操场上大火熊熊，火光冲天。校园周边的群众，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脸上布满莫名其妙的神情。在洮安一中这座最高学府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就以燎原之势，迅述蔓延到小城其他几所中学。他们也纷纷举起造反大旗，实行“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革命行动.然后，他们又和洮安一中的“革命小将”一起，杀气腾腾的冲向社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将县图书馆文化馆评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单位，如“秋风扫落叶般”的砸得稀里哗啦，破破烂烂，狼狈不堪。他们操起钩干铁齿，把许多商家店铺的门额牌匾，一通很砸猛打，纷纷打落在地。大街小巷，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至此，他们似呼并不满足。又在各条大街要道路口设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衣帽鞋袜，发式头型，服装佩饰，看是否有封资修的黑货？连年轻女人的烫发，老太太的发髻也决不放过，一剪刀连根剪下。一时间，把个安谧祥和平静如水的小城，闹腾得破烂不堪，乌烟瘴气，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头在社会上闹腾了一阵子后，掉过来回到学校，开始狠批牛鬼蛇神。把那些地富家庭出身的教师和历史上有些污点的教师，一律打为“黑帮分子”和“黑五类”，统统关进牛棚，一批批进行批判。这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也进驻学校，组织革命师生开展大批判。并把黑五类拉来做靶子，脖子上挂着黑牌子，跪在会场前面，接受大家的批判。起初还好，“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则木棍板子一起上，直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痛哭失声，喊爹叫娘。实在惨不忍睹。往日那些温文尔雅的学生，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恶魔，将昔日的老师当成任意宰割的羔羊。而那些暂时还么由北专政的教师们，也成为惊弓之鸟，惊恐得六神无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果然，那些人被打成“死老虎”之后，革命小将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我们​。就如同美洲狮吃完了老幼病残的角马，再伺机扑获那些身强力壮的猎物。当时，红卫兵们已经把三四十名教师关进了牛棚，外面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青年教师，既抓不住辫子，也揪不住尾巴，很难轻易下手。于是，围绕所谓斗争大方向问题，学生和职工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红色造反团为中心，坚持批判走资派；另一派是以革命造反大军为中心，名义上批判走资派，实际上，在学校一些职工的怂恿下，把矛头对准大部分青年教师。这些人中，教师团支部书记语文组副组长，有团支部委员数学组副组长，有理化组副组长，有俄语组组长，都是学校的教学工作骨干和中坚。我们正年轻气壮，决定起来自卫。于是，我们组织起“风雷战斗队”，展开炮火猛烈的批判走资派的斗争。由于我们写的东西有理有据，而且一批接一批的贴满走廊，火力凶猛，所向披靡，发挥了强而有力的震慑作用。在一段时间里，对方被击得蒙头转向，束手无策。整个教学楼显得十分冷清。忽然一天早晨，教学大楼玄观和整条走廊，完全被新大字报盖满了。正门处，“打倒反革命集团顾家村”的横标赫然在目。下面是一张列表;有村长，大管家，主要干将。我和连喜都名列其中。大字报前人山人海，人们神情紧张，张大了嘴巴观望。有人悄悄地语，有人摇头叹气。我们看了以后，无比震惊。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如此恶毒的把我们十几名年轻教师打成现行反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这张大字报的确像一颗重磅炸弹，立刻轰动了全校。让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目瞪口呆;“难道真有反革命集团”？一些学生和教师，私下里悄悄得议论，对我们敬而远之，甚而有意回避。不久，又放出风来说，对我们几个要实行专政。顾村长已经闻风而逃，我们几个只有坐以待毙。果然，不出所料。一天，军宣队和工宣队组全校教师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走上正街，队伍停下来高呼口号。我们每人手里那一面彩纸小旗，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喊完口号，胡老师就把手放下来休息。“快抓反革命。”只听团委书记政治组长付----高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抓住胡老师就打：“你竟敢把毛主席倒拎着，真是狗胆包天”。另几个扭住胳臂按下头，一阵拳打脚踢。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绳子，立即将胡老师捆绑起来，押回学校。这时，游行队伍掉过头来，不再游行了。估计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口号也不喊了，一个个木呆呆举着小旗，再不敢放下。吓得大家鸦雀无声，毛骨悚然。回校以后听说，武老师也被抓了起来。第二天，一贯标榜自己“产业工人后代”的刘景林，也被关进牛棚，他们都被打得不轻。

一天早上，军宣队长赵----早连喜谈话。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六七点钟，午间也没放回来吃饭。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