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沉思者

        文化上真正的高峰可能被云雾遮盖了数百年之久，这种云雾主要朦胧在民众心间。终于，这层云雾在历史的风尘中被拨开，陶渊明的身影逐渐深入人们的心中。

        他既有儒家济世安民的情怀，又有道家自然和平的风骨。早年有“猛志逸四海”的志向，但在尝试了无数次仕途后，逐渐认清了官场的腐败，济世安民的满腔热血也化为了泡影。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形象回归田园，这才发现自己“性本爱丘山”。田园并不尽如陶潜诗中所云的那么美好，毕竟生活的重担依然在他的肩上，但他从未因此而感怀做官时衣食无忧的日子。如逢丰收，它就“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他就“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性嗜酒，醉后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全然是一个率真自然的人。当然，乱世中的田园是他心灵最好的寄托，但它只是此岸理想。人心是不被束缚的，所以陶潜又创造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桃花源以故事的形式呈现，故事的结尾又人为地加以神话色彩，使它与凡尘俗世的距离，变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像这样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的大同社会，终究只能用文字的形式所展现，是人向往。

        也许是太过美好，所以人们更加不追求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反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更容易触动读者。但对于这首饮酒诗，王安石最推崇的却是前四句，高度评价他“奇绝不可及”，“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细细想来，的确是这样。在热闹的“人境”中，也完全能够营造出偏静之境，其关键就在于“心远”。这种闹中取静的境界，我想也只有元亮这样极少数的人可以达到了吧。所以余秋雨才会说，“他不在乎历史，但拥有它，却是历史的骄傲。静静的他，使乱世获得了文化定力。”

        我想，东晋的乱世虽不会被一个诗人所终结，但一定会变得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