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词，指语言辞采。理，指义理，即在诗中进行义理的探讨和辨析。意兴，指诗的意旨和兴趣。
晋、南朝（北朝这方面可以被忽略）可以看做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的汉魏古诗，并不重辞藻、音律和平仄，整体一气呵成，难以隔断，同时也罕有佳句，用“气象馄饨”来形容确实合适。南朝时音律学兴起，至沈约时开格律先河，自此诗词佳句才扑面而来。从这个角度看，格律是束缚，但也确实是一种美。人类的共同审美是容不得作假的。
按时间顺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中间还有一个“五代”。五代文学以词作为代表，在风格上紧贴南朝，花间词和宫体诗，一样的华丽，同时也几乎一样的毛病。
“晋以还方有佳句”，是指汉五言后的文人诗而言。假如放宽到所有的诗歌，《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楚辞·涉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类佳句数不胜数。
“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这是两人诗歌风格的对比。谢灵运的诗歌精于雕琢，即所谓“工”的一种表现。不过“池塘生春草”这个例子举得有些欠妥，这应该属于“自然”一类，不如以这首诗的起句为例：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
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
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严羽偏好谢灵运，偏好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出来，不过说得太绝对的话，就容易被人打一棒。“无一篇不佳”这个有些过了，我想没有哪个文学家担得起，包括诗词歌赋文在内。
同时，严羽的这个偏好，他自己也未必把得住，只能模糊地认识。结合上下文的几句评论：
（一）谢所以不及陶者；
（二）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
（三）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
（四）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错综关系之下，不难看出严羽对建安文学、晋、陶渊明、谢灵运及其他几位有成就的诗人的诗歌成就的高下判断，有模糊和不谨慎之处，有些评语过于随性了。
颜，指颜延之；鲍，指鲍照。文中子独取颜，指王通《文中子·事君篇》：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两种对立的观点，对于文人和文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戎昱在盛唐为最下，已滥觞晚唐矣。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刘长卿处。
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刘沧、吕温亦胜诸人。李濒不全是晚唐，间有似刘随州处。陈陶之诗，在晚唐人中，最无可观，薛逄最浅俗。
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
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藉、王建之乐府，吾所深取耳。
一家之言，浏览下就可以了。
大历十才子：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加上提起的他人，就诗歌的成就来说，只能算是庸庸碌碌，偶有佳作。李长吉除外。
严羽所推崇的权德舆，其代表作《岭上逢久别者又别》：十年曾一别，征路此相逢。马首向何处，夕阳千万峰。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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