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92年1月11日，谈公子一度是基金会最小的小屁孩，也是最屌的那个，到我采访他的时候，已经跟潘老师辞过三回职。这回又辞职，不知道是第几回 ——这位“学习共同体”研究院的创始人，这回想去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读研，并不是随他“虚无主义者”的性子去缅甸出家。以下摘自2017年11月份的一次采访，顺祝谈公子生日快乐。
谈公子（2014）
南京大学（读新闻），在人民日报当过记者（三个月实习），支教老师（第一份工）。
2014年暑假，南大毕业生谈公子来到无量山，这里是大理和普洱交界处，也是金庸书中大理王国世子段誉先生当年冶游的地方，跟着国内领先的支教组织“美丽中国” （Teach for China)，受训，分配，在那个书中记载充满灵狐、靓妹、神仙洞的云上他乡，准确地说一所乡镇中学，教了两年书。
关于这段回忆有如下对话：
陆：你教什么内容？
谈杨：我教的特别多。第一年，我教七年级的生物和地理。第二年，政策调整，云南省要求中考考美术和音乐。而云南的中学是没有美术老师的，就让我们支教老师去顶岗。所以第二年，我就改教七年级的生物和美术。就这么在那里待了两年。
陆：你会绘画吗？
谈杨：不会，当我知道我要教美术的时候，我就让美术专业的小柔赶紧教我。教完之后，我下一年就可以去教书了。
陆：现学现卖？
谈杨：只能现学现卖。因为学校有23个班，就我一个美术老师。之后从小学抽调了一个人上来，就我们两个人。我要带10个班，他带13个班，都是硬顶上来的。
陆：都是面对挑战，然后去补充、去应对。
谈杨：对。因为有需求，只能这样。
陆：你没觉得误人子弟吗？
谈杨：还好，只教理论。至于技巧的事情，开个小班让他们另外去学。学生对美术这一学科也没有任何概念，因为小学没有美术课。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教中学美术，不如说我们教的是小学基本的美术知识，像色彩的搭配，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陆：你说的太绝对了，你说云南省没有这些条件，但像昆明、大理肯定有。
谈杨：对，这只是对我们乡村而言。我们支教的地方，是农村最偏远的农村地区，师资是配给不了。
陆：你在新闻专业的所学，对你的支教有帮助吗？
谈杨：在技能性方面挺有帮助的，像采集片子。信息检索对教书来说特别重要。在那个时候，你需要做地区研究、调研，包括和当地政府处理关系。
我们支教的时候，也在做当地的项目。所以我学的专业，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偏技能性的帮助。
关于教书的话，我们是非专业出身的，尤其是生物和地理。这两门课对我们来说，过了高中就没有再接触过。要教这个东西就很难。所以，如何在网上搜集更多的信息，找到资源链接，就比较重要。
陆：这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你离开了以后，是不是学生的美术又落下了？
谈杨：没有，又有新一批支教老师进来。
陆：就始终是志愿者过来教？
谈杨：还有当地的一位老师，留在那里一直教。她是专职美术老师，另加上派来的一个支教老师。两人各自教10个班和13个班。
谈公子（2015）
在云南发起拥翠项目，活动由哈佛大学Seed Lab给资源，陈一丹基金会给钱。
“我们当时想以某种课程主题去推动当地教师能力发展。因为当地的师资培训比较少，或者说教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主动发展。对我们来说，培养当地教师和招募志愿者是同样重要的。”
陆：现在你对支教本身有什么评价？
谈杨：在去“美丽中国”之前，我不喜欢短期支教。因为短期支教对孩子来说是比较痛苦的，而且质量很难把控。“美丽中国”给我两年的时间去支教，结束之后，我觉得这样的支教项目是一个好事情。它的确可以调动外部资源，去打破一潭死水，给他们提供新的思路。
但问题是，既然你已经调动外部资源，进入到教育生态系统里面去了，你如何立足于当地，去推动教学进一步发展？这才是支教项目实现长期影响力的可能路径。所以美丽中国在尝试跟一些县合作，包括微山县、楚雄市东瓜镇的合作。有的是跟当地教师进修学院合作，培养当地的英语老师。有的是 “美丽中国”去承包一两所美丽小学，开展教学改革活动。
但问题是，今年9月份，我去了一趟美丽小学，我发现还是不行。因为一个美丽小学经营起来之后，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当地老师。
因为云南的英语课的确比较费劲。当地的英语老师没有愿意去研究课堂、进行交流的。如果是县政府、县教育局安排的话还好，如果没有政府安排的话，老师就不去。那怎么去当地沟通合作呢？你在这边的一所基地学校，到底是玩自己的，还是跟当地一起玩？对于支教项目，我们所有人评价就是：它是个好事情，但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更有长期意义。
陆：是不是“缘木求鱼”，这里头有很多限定性条件。第一个，就像你当年经历的，支教像“两张皮”：外面派进来的资源和当地的资源不结合，双方都没有主动性，不长远。第二点，当地的师资资源没有发展起来，可能与人力资源匮乏有关，而这点在短期内难以克服。也就是说，你提供思路也好，或者说进行相应培训也好，都没有基础。所以你的东西接不了地气，也不能长期持续下去。进而推到结论：支教就像夏天的雨水一样，来得急，去得也快。
谈：志愿者一届换一届，可能中间就断档了。像当时我们做志愿的学校，今年就没有志愿者参与了，这个项目就被pass了。如果三年内能有一个好项目去支持当地老师的能力成长，不管是学科教学能力，还是基本能力，当地教师都能够发挥长期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如果能够调动当地教育局去共同支持这样的项目发展，地区教育宣传会改革得非常快速，效果可能比支教老师更快。我们在职的时候，跟当地的接触比较少，几乎没有深层次交流。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老师朋友，但不会交流教学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反思，这样的项目，在支持当地老师的能力发展方面，不管是通过在线网络还是课程教学，都是没有办法真正改变学生的成长的。”
陆：两年后，从“美丽中国”离职？
谈杨：对。
谈杨：是，但是我们就是想……我们在那边两年支教，志愿者会自己去筹款的，因为组织是不会帮你筹款的，“美丽中国”不管筹款。我们自己要做项目……
陆：就像是“化缘”。
谈杨：费用就是一些补贴，是“美丽中国”给的。
当年我在那边做了两年左右，大概三年吧。我走了之后，他们又继续做了两年，做支持当地老师能力发展的项目。
钱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己去筹的。所以当地的确有很多问题，包括当地县级教员的师资力量是很薄弱的。还有主动性的问题，当地学校存在一批没有主动性的老师。问题是在能力匮乏、师资力量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在现有的教学研究系统里去找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说校本研修该怎么去改善，地区教学研究可以怎么去改善？很简单啊，你只要把座位往前挪一挪，就可以改变你的课堂观赏方式了。所谓的创新系统是说，这个系统里面哪个节点是比较关键的。
在“美丽中国”，我们会对一线了解得很清楚。“真爱梦想”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更多的地区，去研究中国各个省市。自己当过老师后，才会知道一线课堂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不断反思交流。最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一个好的或更好得方向，应该是往这边走。
谈公子 （2016-17）
这一年7月，谈公子加入真爱梦想，成为基金会在云南的大区经理。8月份他提交了一次辞职报告；11月份左右又想着辞职，2017年3月份又提交了一次辞职报告，但没成功。
陆：可以看下“真爱梦想”的思路：它开始觉得需要改变孩子，要改变孩子就要改变课堂。而课堂是老师控制的，老师又在体制里，所以要改变体制。体制的代表人就是校长和局长。所以它的思路非常清晰：改变孩子是改变课程，改变课堂是要改变老师，改变老师就要改变学校和教育局。这个思路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是他在实践里，作为一个管理驱动型的机构得出的经验。你刚刚跟我讲的支教这块，我可以看到个体的努力和集体的努力。但是这种清晰思路还看不出来。
谈杨：就是说，支教项目里清晰的思路是没有的？
陆：对。
谈杨：其实“美丽中国”还是在单纯地派人进去，经过两年筹款就出来了。所以我当时从“美丽中国”来“真爱梦想”也是因为真爱梦想的体系是完善的。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是打通的。打通之后，才可以从整体去完成这个事情。
陆：你在 “美丽中国”支教的经历，以及你面临过的挑战、对一线教育的感受，这些对于你将来设计“真爱梦想”的产品、团队努力方向，是否有帮助？
谈：以前做的“双师课堂”、“网络直播课堂”，包括现在清华大学推的在线网络课程，都引起了一线教师的反弹。现在出现的各种教师培训体系，不是纯粹的支教，而是帮老师们输入课程、资源。
一线教师有需求，但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想通过这样的项目去完成。但是随着“真爱梦想”工作的进行，你去看全国的课堂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对：既然要支持一线老师的能力发展，到底发展什么能力对一线老师来说是正确的？什么是合适的一线课堂？现在教学改革的理论、浪潮、思路多，一线老师又怎么立足？这么多的球抛给了校长，这么多的球抛给了老师，但他们除了教学的球之外，就跟马戏团小丑一样。可能还有像云南、云贵川地区的扶贫球，所以每个老师都要去做扶贫工作。他要建档立卡以应对教育局的各种检查。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教学和行政工作。这么多的事情压在他们身上，教学改革的浪潮又猛烈，到底哪个球最重要？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事情以及确立如何支持老师真正的发展。
陆：第二个问题，我相信在“真爱梦想”项目里受支援的学校，以及那些师资培训，或“梦想中心”的学校，它们可能面临师资不足、培训不足、课程开班不力的问题。你是真爱梦想的设计师会怎么应对？
谈：从去年11月份左右，我就在想要不要提出辞职。8月份我提交了一次辞职报告，今年3月份又提交了一次辞职报告，但没成功。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包括那边的项目也没有结束。但我在与相关部门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自己下课堂、走遍中国各省，尤其是直接进入老师的课堂里，我发现对于老师来说最重要的几块。所以我决定：我要再用一些时间，去做一次探索和推动。
谈公子（2017年）
17年10月，谈杨把云南的事情交给刘雪，美丽中国的又一个毕业生；11月，他在真爱梦想理事长办公室框架内，内部孵化了一个新项目，学习共同体研究院。
陆：你参加过赛课吗？
谈杨：我没有。我不搞赛课，我不从来不搞赛课。
陆：你参加过吗？
谈杨：你是说，我看过赛课没有？
陆：对。
谈杨：我看过。
陆：你对赛课怎么看？
谈杨：整体而言，我们是拒绝赛课的。当时我就跟他说过，云南是不进行赛课的。为什么？云南老师也跟我说不要搞赛课，特别累。他们说，尤其是赛完之后，对老师的成长帮助不大，而老师心里面都是打折扣的。
我们当时，在云南一两个学校专门做了一周的调研，了解这个学校的教师到底怎么成长的。对于学校的各种教研、赛课、活动，他们都说对自己的帮助几乎为零。
所以他们当时直接拒绝了赛课，我也是直接拒绝赛课的。因为我们想要去鼓励的老师之间平等学习，而不是你争我夺，每个人都得另外提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在云南做的不是赛课，而是研究。今年10月份，我们在云南做了300个人、4个州、7个县、教育局和学校大概300—400个人的会场，连办3天。大家所有人坐在一起，研究课堂里面孩子的学习事实，不用评价老师。我们只是研究学生的学习事实，去了解这位学生学习方式是怎样的。之后我们再去研讨教学策略，50种教学策略，讨论哪种策略最合适。
我们不进行赛课。赛来赛去，也就那样子。每个老师都觉得：我不相信他没有我上的好。这样的心态是无法鼓励老师之间平等合作的。所以我们不喜欢赛课这种风气，我们喜欢倡导教学研究。
陆：没有竞争机制的话，会不会缺乏动力？
谈杨：老师的动力很多时候不是来自于竞争，而是来自于老师真正对教学感到挑战性，感到有难度。在教职生涯里面，我在每堂课都能够获得幸福感。幸福感哪里来？来自孩子跟老师非常良好的互动，共同去学习完成的一堂课。
陆：像你这么说，奥运会不用办了。不用办比赛甚至过多的运动。奥运精神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谈杨：对啊，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不断的往“更高、更快、更强”去追求。但问题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是在哪里实现的？在我的课堂上面，这样的追求是不断挑战和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教职专业性，不断帮助孩子实现“更高、更快、更好”的学习事实、学习成果。我在课堂里面，不断跟学生互相挑战。我们的课题是这样子的。
我上课，是要给学生挑战性的问题。有挑战性的问题，学生就有冲刺难度了，我们再共同向更高的地方去迈进。教师的专业性，是从这里面成长起来的。要把日常教学转变成日常研究，教学才能够往教职的高度专业性去发展。因为教学是比较复杂的，有的人觉得他不像专业的老师，有的人觉得他是专业老师。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正要去帮助老师实现所谓的奥运精神，其实是想让大家平等地合作，共同去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
陆：也就是说，你的云南区是不参加全国赛课的？
谈杨：不参加。
陆：一个也没有？
谈杨：我们只有一个县，沙龙是他们一定要搞的。我说：“那你们用沙龙自己搞，我到场支持一下。”我就只做了到这一步，后面的我不管。
陆：他们会不会缺乏这样的一机制去参与，因此减少了和其他区块的之间的互动？
谈杨：没有。今年12月底办的活动，云南的老师也要过来，他们照样有机会进行这样的交流活动。
陆：就没有人去沈阳参加决赛了？
谈杨：没有。
陆：也没有因此可以获得出国，去埃及的机会？
谈杨：没有。
陆：他们会觉得你不够进取了。
谈杨：不会。因为，他们不断在挑战我给他们设计的高难度目标。比如校长如何去实现学校管理的转型，老师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能力和水平，包括不同课型的挑战。这个对他们难度来说特别大。
陆：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你对老师的这种要求是：主动性、自觉性、更高。
谈杨：是。
陆：对他们自身的素质要求也可能会更高。
谈杨：是。
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想问的是，你给自己在基金会里的定位，你是做一个鲶鱼，还是做完全改变方向的人？做一个特立独行者，还是一个新的基调的奠基人？你到底是怎么定位的？基金会给你们定位又是什么？
谈杨：我不知道基金会给我的定位是什么。对我来说，做事情都是什么东西好玩，我就做什么。
陆：你刚才差点就把基金会说成一潭死水了。
谈杨：是啊。
陆：你这个搅局者。
谈杨：因为我听到你说鲶鱼，我只能往这边靠了。
陆：你不用迁就我。基金会就像一个住了十年的房子，总会有一些灰尘。所以我现在关心、感兴趣的是，你是继续保持它的大的方向，还是实际上你在培养老的“真爱梦想”掘墓人。
谈杨：老的真爱梦想掘墓人还不至于。因为“真爱梦想”的很大优势是它调动了大量社会资源去进行整合。为什么“真爱梦想”比较好？它特别开放，非常善于学习和接纳，把项目往更高的层次推动。当时我们基金会也讨论过，基金会是永续发展还是要怎么样？这就一个想法：基金会存在的价值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肯定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解决掉一个问题，肯定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所以如果基金会不能对问题保持敏感度，不能去解决问题，基金会当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如果基金会对问题非常敏感，当问题差不多进入到一个发展的阶段，又出现了个新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基金会能采取策略去干预、解决它，基金会当然要保持下去。
基金会所谓的愿景，是发展思想教育，促进教育权衡。当年提出来两个，第一，要给孩子们提供优势的教育；第二，要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问题是，经过10年的发展跟转变，你会发现包括我们9月份为了中国教学，进行的北京汇报工作，当时教育部的人也提出来现在不仅是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问题。现在尤其是上海，在核心课程、核心资源上面也是不均衡的。
再往下面一步，就是课堂上学生之间学习权利的不平等，尤其是在上海这些地方。所以基金会可能要有一个转型：一方面要保持东西部教育不均衡资源的投入跟互动。另一方面，真正去提高每一节课上学生的学习权利，不管是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让高品质的学习权利不断平等化。
所以大面积上没有任何问题，包括习近平说努力促进每一个孩子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其实是一个含义，还有OECD里面提出的教育主题。其实21世纪的教育主题就是两个词：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组织的愿景都是同样的方向，只是我们在落地实践上不断去探索新的干预措施、干预方法。
谈公子 （2018-19）
佐藤学提倡的“学习共同体”在谈公子和陈静静博士联袂推动下，“课堂静悄悄的革命”在中国各地火了。而这，更像谈公子第四次请辞前的花火。
陆：最近几年，公益人能力成长的资助好像在减少。为什么？
谈杨：不了解。我进公益圈不久，进公益组织就3年。我过去的一些东西，可能他们那时候叫“发展工作者”，从2000年左右开始就断档分层了，一批经过培训专业的老前辈纷纷转入研究机构和大学。
2008年开始，大量的公益组织、自由生产公益人开始冒出来，公益行业的专业性就不断分离。
分离之后，现在又提出对新的公益组织进行能力培训。你会发现，每个人、包括大学教授讲的那套东西，跟现在的需求有时候还对接不上。因为他们以前是偏农村发展的，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出来，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他们了。除非私人对接，否则他们一般不会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回到基金会的的确比较少，都是自己谋发展。
陆：那是你三次拍屁股的第一次吗？
谈杨：是最后一次。我第一次是8月份，7月份入职，8月份就拍桌子走人了。
陆：那次发生什么事了？
谈杨：我当时是大区经理，刚进来还不了解。当时在云南某个县进行教练计划的暑期培训。我就去看一下，看完就发现整个培训设计、示范课的质量、团队的管理，完全不行。质量非常低，课程内容也非常糟。
我回来想了想，如果这种东西做下去，也没有人去提反馈报告，没有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么多年居然产生这样的效果？我没办法认同，趁我进来的还早，就想赶紧走人，互相不要耽搁。
陆：怎么被按下来的？
谈杨：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他现在已经离职了，当时还在。我们就沟通怎么去反思、调整这个事情，跟那个部门也在沟通。因为当时的出差报告写得比较激烈。
陆：辞职报告写得比较激烈？
谈杨：有两份，我的出差报告写得特别激烈，把每个环节都说了，就问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课程到底是不是这样？培训到底是不是这样？看有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和动力：如果你们愿意去改进的话，我觉得今年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你们要是还不愿意改，那我云南的工作就没法做，整个项目就没有意义，那我就走。当时是这样沟通了一轮。我发现项目负责人也好，其他的课程院也好，还愿意去共同改进，这就没有问题，只要有改进的动力就好。用潘老师的话就是：“你太任性了。”
陆：潘老师这么说的？
谈杨：每个领导都这么说。
陆：为什么叫任性，这不是任性，是认真啊、怎么会任性？
谈杨：任着性子来，因为比较年轻。
陆：不听劝？
谈杨：对。
陆：你看武侠小说吗？
谈杨：看小说，长大之后就转风格了。
陆：可以拿某个人来形容你吗？
谈杨：刚刚讲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目标的人，我做事情就是为了好玩，一时兴起我就可以去做，想办法不要牵扯太多。事情只要是对的，在时间层面是OK的，三观是正的，又是自己感兴趣的，我就会去做。我个人没什么目标，我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好，累点也无所谓。我也没有关于钱的目标，也没有名利的目标，我对很多事情都漠不关心。所以让我找一个人物形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风格比较奇怪。
陆：为什么说“漠不关心”？你都已经做慈善、公益了，有一颗好大的爱心。
谈杨：没有，我没有爱心，做慈善不一定是因为爱心。只是说这个问题就摆在眼前，你看到了就不能去回避。你会看到很多问题，要找一个你能够解决的去使把劲，稍微改善一下，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陆：走过路过，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能解决它，我不能让它这么下去。
谈杨：不能当作看不见。所以你说我“有爱心”是挺奇怪的，因为大家都不需要别人去可怜。只是说，我觉得某某老师课堂是这样的，某某校长、某某局长的教学是这样，为了孩子，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些事情？能做就做，不能做就算了。我也不差你这一个县，大家只是为了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当然有时候会说，孩子比较可怜，其实也还好，没有人需要去可怜他，与其可怜不如行动。
陆：你不是独身主义者吧？
谈杨：差不多吧，我的目标是出家，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不关心。
陆：为什么要出家？
谈杨：当然要出家了。
陆：为什么？
谈杨：目标就是这个，等到差不多时机成熟了，我就出家。大家世界观不一样，所以看待很多事情想法都不一样。
陆：这是最近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想过？
谈杨：没有，很早就确定了。
陆：高中还是什么时候？
谈杨：小学，我发现我对很多事情都不关心。我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不一样，对很多事情不关心。
陆：好奇怪啊。
谈杨：很多人觉得我很奇怪，但我就是这样。
陆：你是打算出家的人，为什么要学新闻？
谈杨：因为没有什么要学的了。
陆：你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人，为什么要做慈善？
谈杨：我是因为没有什么想学习，就想选个大学考考就好了。我爸说：“那就新闻学，将来可以去媒体工作。”我觉得好啊，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要学的，就新闻学吧，反正进去我也不学习。我不是为了慈善做慈善，也没有人说我是为了公益来做公益，只是说，我看到这个事情就去做。
陆：当社会问题来看。
谈杨：这东西出问题了，正好，商业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就交给商业力量。政府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就交给政府。需要社会人去解决就找社会组织做，只是考量不一样。比如“真爱梦想”要做的事情，光靠政府解决不了。政府能够提供硬件、设备，但在课程开发、教师培训上，很多地方是匮乏的，商业力量介入也不行。商业力量成本太高，用政府力量去解决的话，目前只能做到那一步。所以，需要社会的力量进一步撬动、对接资源，这就是社会组织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每个组织都有每个组织的价值。假如有一天发现，我用商业力量可以搞定这个事情，我立马就去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合适的，那我就从那个方面去入手。如果说是为了爱心做慈善，那挺浪费的，因为公益除了爱心之外，还要真正去剖析问题、寻找合适的方法。如果只是说“我要实现一个公益梦，所以我搞公益”，那不行，公益肯定是越搞越混乱。
陆：你打算去龙泉寺吗?
谈杨：体系不一样，大家的世界观和龙泉寺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我不会去送龙泉寺，我会去缅甸。
陆：去缅甸做苦行？
谈杨：大家的流派不一样。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取得认同。我当时进来就跟他们讲：“大家宗教信仰不一样，所以有时候看世界的角度也会不一样。”为什么我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比如说结婚，当然不要结婚。比如说买房、买车，我才不要，没有必要。包括民生，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在我们这些人看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差不多就得了。
陆：我不了解缅甸的佛教。
谈杨：没有一件事情也可以长久存在的。所以很多佛教不会太做社会改善的事。真正出家的人是不会干预社会改革的。出家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解脱自己，把自己修行好。
陆：那你现在做的岂不是和你的意愿相反？
谈杨：有什么相反？我又没出家，我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是找了一份工作，养活了自己。用我的话就是：吃饱穿暖就好，维持生命就好。这个目标，是不是很奇怪？
陆：不奇怪，这是完全值得尊重的一件事。
谈杨：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奇怪。
陆：基金会本身就社会组织来说，放在宏观制度上来看也是非主流。所以我相信，它吸引的各路人马也是非标准的人才，大家是为了一个理想上的交集才出现在这里的。
你1992年出生，今年才25岁，也是研究生毕业的岁数，能有这样的深刻的思考，是值得钦佩的。我只愿你锋利的头脑能在这个红尘中再多用几年，解决些问题。什么叫赤子之心，就是毫不牵挂。什么叫福，就是大智慧。恭喜你。
谈杨：还要继续学习。
陆：希望不管你在红尘间还要待多久，能多点乐趣就好。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