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雄风

战国末期，群雄逐鹿，西部边陲的一个部落在连年征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个拿到金手指的秦国靠着商鞅变法的加持日渐强盛，最终在与各个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胜出，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站上权利顶端的的秦始皇开始大兴土木，构筑都城、修建宫殿、筑造陵墓。据《三辅旧事》记载：“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阿房宫更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我们只能从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想象其雄姿：“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连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雄壮宏伟的宫殿楼阁当然需要大量豪华气派的家具与之相配。可惜由于秦朝太短命，以至于目前尚未发现有秦朝家具遗迹。但秦朝家具在数量和质量上极有可能超过春秋战国。毕竟，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秦国的国力又是如此的强盛。

秦在短暂的繁荣后，很快被汉所取代。但其延续性和传承性并未改变。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繁荣期，也是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

从席地而坐到以床榻为中心

因传世实物家具不多，我们只能从遗留下来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寻找当时的家具造型。汉代的壁画分布广泛，河南、山西、陕西、辽宁、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等省都有发现。其中不乏反映当时家具形制和使用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床榻是这一时期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而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生活方式逐渐定型。

床与榻虽然在功能和形式上大致相同，但床与榻相比，床比榻略高、略宽，可坐可卧；榻有独坐和两人坐等形式，仅供坐用。据东汉末年刘熙编写的训解词义《释名》记载，榻在宴会中用于接待友人，但不及床那样放于卧室睡眠。洛阳唐宫中路东汉墓壁画中描绘有两人坐在榻上谈论的形象，徐州铜山苗山汉墓则是两人坐于榻上鼓瑟。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象石墓，有三人执笏跪拜，一人端坐于榻上的画面。

汉画象石墓里的榻

后来，汉初出现的榻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演变成可坐可躺的家具。

比较常见的是床榻常与屏风配合使用。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汉文帝为太子的时候，专门建立思贤院来招揽宾客。在苑中中房屋建造的非常奢华，房间内还有华丽的屏风帐幔被褥。”说明屏风的出镜率很高。实物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彩绘漆屏风。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漆屏风 洛阳唐宫中路东汉墓壁画中的榻

几案成为常用品

随着高型床兴盛和榻出现之后，床前设几、榻侧置几等陈设组合应运而生。几在秦汉前就已经出现，汉代的几主要供坐席时倚靠。汉几几一般装曲足，盘曲多姿，有“孤鹄蟠膝，曲木抱腰”之说。几有两种：一种是《尚书顾命》“凭玉几”之凭几。另一种是《释名》所称“庋物”之几。

汉代家具中容易与几相混淆的是案。案在汉代较为普遍。汉案有食案和书案之分，就其数量而言，食案多于书案。几与案虽然看上去有点相似，但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几为凭倚之物，面窄，有一定高度；案是主要用来放置东西的承具，案面较宽，比几略低。

汉代食案的使用已经极为普遍，因为吃饭时也是席地而坐，所以食案高度一般较低。食案的形态和材质是多种多样的，有铜案、木案、陶案等。石景山区老山汉墓中出土的一张漆案是迄今北方地区汉墓中发现的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漆器。此案为木质胎，案面及足以褐漆为底色，面板四边饰以朱绘云纹。漆案上的图案有《山海经》中的人物、走兽及植物。画工细腻，线条流畅，是汉代出土漆器中的精品。

老山汉墓中漆案

东汉后期，随着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胡床也由西域传入，并逐渐兴起。胡床，是一种可张可合、携带便捷的马扎。据《风俗通》记载：“汉灵帝好胡服，景师好胡床，此盖始也。”

汉代橱柜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的柜形跟现代的衣箱相似，低足，启门上开，体量大。东汉晚期，立柜产生，衣架成为汉代产生的新的家具品种。

胡床

漆木家具雄霸天下

汉代依然是漆木家具的天下，漆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难以计数。广州龙生冈汉墓，广州东郊、山东文登、安徽合肥西郊、浙江宁波都有大量汉代漆器出土。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共计500件，其使用之广泛可见一斑。

汉代漆器多为木胎，有旋制、挖削和卷制三种做法，上色以彩绘为主。所用颜料，或调油，或调漆，色泽更鲜艳，从红黑色发展到多种颜色运用，并且经久不褪。而装饰花纹多以云气纹为主，线条流畅灵动，充分展现出大汉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