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仕子多讲究人格和气节修养，他们喜竹爱莲，悦梅纳兰，皆因竹能高风亮节、莲出污泥不染、梅有傲雪风骨，兰具君子气节。然而在此种儒礼君子之风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骚客终究没有逃出名节的宿命，一旦怀才不遇，就选择明哲保身，归隐江湖，缺乏一种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最终的结果便是空有一身才华，没能为其所在时代做出本该有的贡献。这是儒礼文化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的通病，没有处理好个人名节和为历史做贡献的关系。
其次，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大多数仕子，都把建功立业，追求名禄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信念，他们寒窗苦读、考取功名，基本都没逃出这个信念的支配，而且在君臣有序，贵庶有别的礼的禁锢下，其实是社会推进，历史演变的极大阻力。但凡能跳出这个圈子的学仕，都成了绝无仅有的历史名人——商君当属其一！
不辞生死寻常事
为什么在写商君的文章中会有这么两段儒家思想的阐述，因为这是我在逐渐了解商鞅及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家与儒礼关于个人修为最明显不同的两点，显然我是推崇法家的。
为什么说商君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圣者，其一、在人生信念上，其一生信奉法治，心存公器，不徇私情，不谋私利。这一点从他个人立志之言便可观之：“卫殃之志，为天下立制，为万民立法，绝不为自己安身立命谋职谋路”所以当秦公求贤令发出之后，他仅要求拜为客卿，而不求任何官职，便只身踏勘秦国各县。
其二、在出入世的态度上，他追求不做行礼辞让、修行藏智、身全名遂的“儒仕”，而要做舍安道行险途的法家人。春秋以来，包括整个封建时代的名仕多以全身自保为功业至上，并多以此为进退的依据，然而卫殃却并非如此，他以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在实现自己法治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可以说他的生命和归宿是永远和他的变法在一起的，最终被车裂而死，便是最好证明，夸赞他为秦国法治建设的舍利子一点也不为过。
不辞生死寻常事
其三、在治国理政上，主张革新变法，以强国为己任，以一统天下为目标，不因循守旧，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主张变法是其理政的最强特点，其经典论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即只要利国利民，不必因循守旧，不必顾世俗言论，正是这种吞吐八荒的思维，说服了秦孝公，使得变法得于在阻力极大秦国推行，让秦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为后面一统天下奠定最坚实的法治基础。
其四、商君心中始终充斥着为国为民的大爱情怀和信仰高于生命的傲骨。不同许多仕子，只求安身立命，荣华富贵，并以此作为自己为官为吏最高标准，官升则献其所学，官败便退隐江湖，始终没有逃出一己之私的狭隘圈子，商子却以长远的眼光，始终把一统天下作为目标，一心为秦，强秦，只要能国富民强，生命何所惜，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信仰，让法治的精神根植于秦国大地，用生命完成了一代法家巨匠的最后使命。
不辞生死寻常事
以上几点使得商子成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法学者，中国历史上也将永远只有一个商君！
走进商君，了解其思想，让我对法家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禁让我思考这两个问题：学为何用？如何入世？我想是，如果有所学，则应以公之心，尽其所学，舍安途而行险道，不为名利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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