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一：当静之境与人为之静

《传习录》二三一：当静之境与人为之静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民国政治人物但衡今曾经点评“本节问答皆笼统，且答非所问”。当然，此议后来又引发陈荣捷先生“又岂云‘答非所问’呢”的质疑。陈先生认为此节说得明白——白天与夜间一样，皆有动有静，动静合一，有一样应事接物的心，一样存天理的心，怎么会与佛家的虚寂一般呢？

王阳明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段“出如佛老，归本孔孟”的经历。正是这样一段经历，决定了他同孟子的不同。孟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学问熙熙攘攘，杨朱、墨家学说横行，孟子像个斗士，以一己之力正本清源，还原孔门圣学的主流地位，被后人尊为“亚圣”。孟子生时便试图自证清白——证明自己不是好与人争口舌的主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佛老之学，已经与儒家学说并行了几百年。就儒学而论，朱熹作为官方儒学“教材”的编订者，也已经影响天下儒者几百年了。阳明心学作为一股清流，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学术上存续的一席之地已经是难得至极了。所以，他极少主动挑起与佛、老学说之间的论战，即便是对朱子的学说也保持一种“同情之理解”，努力回避各方的发难质疑，小心在求大同的框架下存续心学的根本宗旨。甚至在自己的门人弟子之中，王阳明也秉持一种学术宽容的态度，遇到沉迷佛道的弟子，也只是以宽容、中正的态度适度提点。

学术的存在同人本身的存在一样，该来的总会来，躲是躲不掉的。孟子如斗士一般战斗了一生，终于存续下毫无争议的孔孟之学。阳明如谦谦君子般避开学术的刀剑锋芒，最终换取的是阳明心学的争议不断与昙花一现。

假设阳明先生也如孟子一般活出斗士的一生，假设他与当时的佛道名家做过学术上的融汇交锋，假设他对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过一番深入探讨。或者阳明心学在争斗中灰飞烟灭了，或者从此成为孔孟圣学的2.0版本也未可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演进总会充满遗憾。

黄以方问：“儒者到了三更时分，扫尽心中的各种思虑，空荡平静，与佛教所讲的静是一样的。儒佛两家的学说都是不再发挥应事接物的作用，那时两者之间如何辨别区分呢？”

先生说：“动与静是同一件事。那三更时分空荡平静的，只是存养天理的缘故，也就是像现一般应事接物的心；现在正在应事接物的心，也只是遵循这个天理，也就是那三更时分空荡平静的心。因此动静是同一件事，不能分开。知晓了动静合一的道理，佛教同儒家的细微差别也就泾渭分明不致混为一谈了。”

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阳明先生站在先生的位置上，对黄以方这个学生的发问，作了中规中矩的解惑。一句话，儒者三更时分扫尽心中各种思虑的空荡平静是自然而然的当静之境。恰如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所谓“佛门清净”，佛家平日里便求一个清净，以枯坐等各种所谓的修行法门人为求得虚寂。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阳明先生凡夫强调“存天理”“动静只是一个”，强调“应事接物的心”“循此天理”，哪里是在努力区分两者，只是在不断强调心学的要略，只是在努力推动心学之流不断向前。

一个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是人为求得的，就像一个是天然的，一个是人造的，哪里会没有分别呢？

问题在于，到底哪一个是人造的呢？或者说，谁能证明佛家的“静”就是人为的呢？

诚如斯言：“修行的目的不是完善目前的生活或者美化自己。”

乔达摩·悉达多当年作为王子，生活在自己王国的高墙里，锦衣玉食，不知痛苦为何物。只是因为一旦偷偷跑到宫外看见生、老、病、死的生命事实后，才开始变得再也不肯“自欺”了。于佛陀而言，修行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就是不再“自欺”而已，就是直面和解决“生、老、病、死”的人间真实问题。倘若是为了完善目前的生活或者美化自己，佛陀为什么要舍弃王位出家呢？他只是不想再“自欺”而已，他只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了一把而已！

谁又能说当时的佛教徒中没有如佛陀当年一般把不“自欺”作为修行目标，只是为着为人类寻找一条出离生老病死之苦的大道而寻找到清净法门的。这个状态下，他们还如王阳明暗示的那样是在人为地求一个虚寂吗？

当静之境与人为之静自然可以分出高下，只是，哪一个不是当静之境呢？佛陀的，还是阳明心学的？或许，这才是阳明心学的宗旨要义，毕竟在他的理想世界里，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这样的理想世界里，怎么会没有佛陀的一席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