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很适合当官。
他的性格很沉稳内敛，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不发为言。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他都能较好的应对，而不是像阮籍动不动就“青白眼”，也不像嵇康那样慷慨激昂疾言厉色骂得人无地自容。所以很少得罪人，更别说树敌。
他会当官，善于审时度势，能清醒地分析形势权衡利弊，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不该说话的时候就沉默。
他不像普通文人那样以名节自矜，在这方面他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比如他利用亲戚关系拜见司马师，在司马师的授意下别人举荐他为茂才并被推举为官，开始步入仕途。也许正因如此，很多人骂他趋炎附势，这恰恰反映了他的处世之道。
山涛了解官场的“潜规则”，即使对这类暗箱操作很不屑，但他肯定不会为了搏一个清廉正直的美名而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去“鸡蛋碰石头”，比如山涛在担任吏部尚书之职时，山东有个县令袁毅，贪污且贿赂公卿，也送给山涛百斤真丝，山涛虽然不想收，但如果生硬拒绝得罪的可不只是小小的县令，而是当时整个官场，所以山涛就将真丝包好，贴上封条，悬挂于梁上，后来袁毅恶迹败露，被逮捕法办，凡是他所贿赂的人都被追究，山涛就把丝拿出来交给官吏，上面积有多年灰尘，但印封完好如初。
官场难混，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稍不留神便翻船，丢官事小，丢命甚至连累全家或全族性命是大事。但山涛自四十岁入仕到七十七岁退出官场，不论哪位主子当政，也不管哪位权臣得势，山涛都能左右逢源，简直是官场“不倒翁”，实在是“老油子”。比如 晚年任职期间，钟会、裴秀两大势力争权夺利，山涛妥善地处理与两人的关系，不偏不倚，让谁也说不出什么，相反都觉得山涛敦厚可信，仅就这一点就不由人不服——你可知道那得势的钟会可是典型的小人，山涛好友嵇康就是因为得罪钟会而被他陷害致死，据说钟会还曾想陷害阮籍，屡次去套阮籍评论时政，可阮籍不吃这一套，每次都以喝得大醉不能说话完美躲避！
也许你可以说他滑头，但在官场上这恰恰是一种智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名士”“文人”不能当官，即使当了官也郁郁不得志的根本原因。
当官和为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上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但山涛却较好地化解了这对矛盾：他不但会当官，还是一个好官；他不但是好官，还是一个好人——这很不容易，不论放在什么时代都极不容易。
比如山涛任职冀州刺史时，当时的冀州的官场风气很不好，贪官、庸官当道，不重视人才选拔，整个冀州一团糟。山涛到任后明察暗访，四处搜罗人才并记录下来，先后任命三十多人，于是冀州风俗为之一变，开启了崇尚人才推举贤能的先河。
山涛自四十岁步入仕途先后担任郡主簿，后被举为秀才，历任郎中、尚书吏部郎、行军司马，西晋建立后，他更是被晋武帝倚为朝廷重臣，先是封他为新沓子，升任大鸿胪，后又进爵为新沓伯，累迁冀州刺史、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右仆射、司徒等职，位至三公，可谓位高权重，但山涛为官清廉，不贪不占更不会巧取豪夺，所以家里一直贫困。
贫困到什么地步呢？
山涛贫困得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晋武帝因为山涛清廉，难以供养家人，于是特地赐给他每天供给的凭证，加赐床帐席褥，礼节俸禄在当时没人能比。
司马师说：“当世的吕望是想做官吧!”于是命司隶校尉举山涛为茂才，授任郎中，又转任为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很久以后，被拜为赵国相，迁为尚书吏部郎。司马昭写给山涛的信说：“足下任职清明，高雅之操超群出世。顾念您家中贫乏，现在送去钱二十万，谷二百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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