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典之中，从《论语》《孟子》到朱熹和王阳明，对《尚书》做了大量的引用和论述。
《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时代王室的诰语（古代一种告诫性的文章）、誓词、谈话记录等史料，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古代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传世古文《尚书》并非“伪书”中认为，《论语》对《尚书》的引用并非原文照抄，而是有所删略的摘录。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六艺即是六经，而孔子皆深人研究、详加编订，再温故知新、学以致用：以《尚书》为例，书名所指为“上古之书"，起自唐尧、虞舜，下迄春秋时代的秦穆公。如果想了解中国人对于“政治"最原始的想法，那么最可取的即是经由孔子的观点。
鲁定公需要座右铭，于是洵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的？孔子的答复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子路》这句话总括了《尚书》所有官方文告的主要精神：《尧典》叙述尧的统治如何恭谨谦让，德行广被，从个人到九族，再到百官，推及万邦与所有百姓。
君臣如此兢兢业业、念兹在兹，固然是为了尽好“代行天工"的责任，同时也是因为如果没有合宜的治理（包括教化与刑赏），则百很容易误人歧途。这表示当时所知的人性，不但谈不上“本善"，反而有其根本的问题。依《大禹漠》记载，舜肯定禹的治水贡献，要把帝位禅让给他时，提醒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便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傲。’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这十六个字所托付的是天下与百姓的重任，是华夏文明的火种；而谆谆嘱咐代代相传的便是以“心”为主题的这十六个汉字。可见其中寓意深刻，意义非凡。这四句话中，后三句等于要求禹把握道心，要完全专注，守中而行。在此，道心显然异于人心，代表君主身为天子所应有的修养目标；而人心则是百姓大众的真实心态：“人心惟危"一语表示古人深知人性大有问题。
王阳明《传习录》中问“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王阳明回答说：“《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就是道心，是天地自然的心的本体。夹杂了些个人的私意，就是人心。道心无声无臭，所以是微妙的。人心呢，容易有所偏倚，照着人心去做，就容易跑偏，就不安稳，所以像在危崖之上，人心惟危。”
知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才能戒慎恐惧，时刻警醒自己。
鲁定公随后又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的？孔子的答复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即：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君主的话若是错的而没有人违背，那不是近于一言丧邦吗？
孟子如何谈论孔子？他说，孔子以及伯夷、伊尹如果负责政治，他们的原则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原则与《尚书》所描述的古代圣王的用心，可谓一脉相承。“政治制度不论如何改变，中国人只有记住这种理想并努力追求实现，才无愧礼仪之邦的美名。
习近平引用的儒家经典，或谈敬民，如《孟子》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或谈为政，如《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或谈立德，如《二程集》中的“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或谈外交，如《礼记》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等，无不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针对当下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所谈。
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这也是习近平重视儒家经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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