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着一个风起云涌的世界局势：向东，在中苏论战的如火如荼中，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向西，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孤立、封锁中国。对此，1961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思想，文首这句广为流传的句子，就出自毛主席在1963年所填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当时，这句词表达的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决心，而后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这句写于1963年的词，仿佛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风云变幻、风起云涌的状态----
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
那是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方兴未艾的时代；
那是“时髦放纵的60年代”；
那是一个“崇尚自由、享乐、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百度百科词条语）；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是一名德国作家的回忆录，记录的就是这段“充满理想与暴力、青春与混乱的年代”。作者汉斯·马克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是德国著名诗人、作家，2010年获得著名的索宁奖，颁奖词尊称其“在文学、散文和新闻写作领域留下了可观足迹。”
那个年代太特殊，所以，必须先梳理一下那是个怎样的时代：
二战结束后的50、6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遍及全球；围绕处理战败国问题、战争遗留问题、经济多边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等问题，围绕着两种制度的冲突以及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两大阵营的对抗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无处不在，而对抗的核心，即是美苏对抗。
图片来自网络：美国60年代的学生运动
世界政治的急剧变化带来的就是社会思潮的极大发展，对此，活跃在文艺界的诗人、学者们，就会更敏锐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动荡。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自己的自传《妙趣横生的20世纪》一书中，曾经专辟一个章节写“20世纪60年代”，记录那个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情：
“发生于1968年的纪念马克思的“五月事件”穿透了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疆界，从西方的伯克利和墨西哥城，一直蔓延至东方的华沙、布拉格与贝尔格莱德；20世纪60年代末期，年青一代的人（或至少是旧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以及伴随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而新近跃升为中产阶级的群众）一度都觉得自己生活在革命中，那种感觉时而纯粹出于他们打算采取个人的行动。”
在那个激荡的时代，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甚至切·格瓦拉的肖像被年轻人们印制在徽章和T恤衫上，被奉为推翻体制的象征；“造反派”学生们有意识地或无意地践行着“巴枯宁式无政府主义”。但在亲历20世纪60年代的霍布斯鲍姆看来，那些狂热学生的立场其实最接近“情境主义者”，他们的诉求是“要通过个人关系的改变来促成一场'日常生活的革命'”。
图片来自网络：布拉格之春
因此----披头士乐队红遍全球，后现代主义在美术、建筑、文学、音乐、女权等方面都影响深远；无处安放的激情在多个领域爆发；而在第三世界，伴随着反帝民族主义的觉醒，革命热情更为高涨：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神一样的存在，切·格瓦拉式的“游击队”吸引着全世界的年轻人们，对此，西方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反对美国的越战的同时，谴责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
图片来自网络：披头士乐队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拉·罗博特姆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奇异的状况”：
人的感觉已经退居幕后。我两性之间的身体接触只冷不防出现于各次会议之间，却不知怎地不会引发惯常的情感反应。那就仿佛可以随机与人热络起来。外在群众集体活动的能量变得如此强烈，感觉起来简直像是亲密关系的界限已经消融，内在的心醉神迷已经溢满于街头……我因而得以从中窥见，个人的事务如何以一种奇特方式，在一个类似革命的戏剧化事件中遭到泯灭……抚今追昔，革命虽然貌似具有清教徒作风，但实际经历革命的时候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陷入了国际造反行动的旋涡，觉得我们宛如被席卷到已知世界的边缘。
图片来自网络：切格瓦拉
《动荡：亲历20世纪60年代运动》则是另一位亲历者眼中的“奇异状况”。不回顾梳理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历史发展现状，不懂得这段时期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史上的重要意义，似乎就读不懂这本书。毕竟，这本书的素材是来自于作者“有一天，我在我的地下室惊讶地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作者“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的手札，包括“1966年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包括“回忆动荡”的年代的零散日记，是琐碎的、零散的。
然而，就是这些零散的片段，才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记录。作者在书中曾经提到，为了向读者呈现当时最本真的社会面貌，他在书稿中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地下室找到的旧手札和日记”的原貌。所以，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似乎无关紧要的景物描写、略显单调的心理描述弄的不知所云。但是，那些经历，本来就有些莫名其妙：东西方冷战最胶着时期，作者作为西德知名作家被邀请去访问苏联，还见到了赫鲁晓夫，亲耳聆听“最高领导人”们刻板的“正确指示”，还与像影子一样无处不在的“陪伴者（实际则为克格勃监视者）”们斗智斗勇；在作者与自己的朋友们（多为当时文学界泰斗）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明确意识形态指向下的无所适从；“莫斯科医生事件”中，有人清醒有人愤慨；我们甚至可以在书中看到，作者对汉莎航空的飞机座椅与飞古巴的航班座椅的比较和抱怨……看似没有头绪，但在那个“奇异”的年代，这些散乱的记忆，却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动荡与不安。
最令人称奇的是本书“1967至1970年回忆动荡”部分的形式：本章中，作者采用了与自己的分身对话的方式进行叙述。21世纪翻看到曾经日记的作者，向20世纪60年代的那个自己发问。所问出的问题也是读者们感兴趣的：“俄罗斯传奇”（指作者与法捷耶夫的女儿玛莎的一段跨国婚姻”的始末、作者与当时德国左派人士的交往情况、是否同情激进极端组织“红军派”等等。对话中，现在的作者与当时的自己在一个平行时空中相遇并擦碰出火花，从一位亲历者的独特视角，展示出那段云诡波谲的岁月。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曾说：
“聪明人把他的生活变得单调，以便使最小的事都富有伟大的意义。”
《动荡》中，作者记录的，仿佛都是他经历过的“最小的事”，但表现出的，也许却具有伟大的意义。《杀鹌鹑的少女》中有句话有段时间曾经火遍网络，即“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动荡》中“沉闷平凡”的记录，反射出了一个激扬时代的侧面。
向那个时代致敬。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