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胡珺的《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苏联解体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经济滞后论
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内容。一是苏联中央集权经济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如国家全方位管控经济,市场的自由调节低。二是旧有的产品经济观日益僵化与教条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三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上是一种拼消耗的粗放型方式,由此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实力。在前期发展快,后期资源耗尽,经济滞后。四是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盲目制订了赶超战略,在美国提出预计耗费1亿的“星球大战”拖垮苏联。
(二)改革失败论
有改革的良好时机,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加上客观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致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和观念得不到更新,问题越积越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对国家体制进行变革。群众强烈要求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上来,但是却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发展到后来的斯大林模式。在斯大林去世后,如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然兴起。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列夫领导苏联进行的改革是用斯大林体制改革斯大林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错过时期,最终使苏联解体。
(三)民众抛弃论
归根结底在于苏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的方向,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支持进行社会主,这个观点不成立。
(四)政党转型论
主要是没有解决好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人民群众的向上层流动性低。从20年代末开始,民主集中制蜕化成了个人集权制,党的决策只是领袖个人意志抑或仅仅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做出,连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除了执行和服从外更是别无选择。这种集权制造成了许多决策失误,有些失误甚至是致命的。苏共凌驾于整个社会其他一切力量之上,本身又不受任何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政治腐败造成了执政党难以愈合的创伤,为苏联剧变埋下了祸患
(五)上层自决论
苏联上层精英大约10万人左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时苏联精英想的是:(a)如果苏联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特权和财富就无法复制和遗传;(b)如果苏联走上民主化轨道,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也会相应减少;(c)如果苏联实行资本主义,那么就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还可以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受到巨大冲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等人自那时起对社会主义已持怀疑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时至70年代末苏联社会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自觉地推动苏联一步步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美国大卫.科兹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有关于苏联解体的最新论述:
“大部分身居要职的党—国精英,以及其它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威尔私下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它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産组织的体制太远了。”
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很早就给苏联官僚下过“玩世不恭”的定义,并且指出,此种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非通过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以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会通过反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爲“特权若不能传给子孙,就只有一半的价值”。
1991年5月对俄罗斯欧洲地区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整个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对国家的未来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工人阶级并不是国家的主人,也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精英阶层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没有真正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所以苏联解体是上层精英自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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