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之一（第20天）

《答聂文蔚》之一（第20天）

聂文蔚：1487-1563，名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永丰人，明代著名的廉吏，官至兵部尚书。嘉靖五年(1526)春，因公赴闽，途经杭州，当时王阳明在绍兴讲学，聂豹不顾别人劝阻，前往就教。文蔚极为崇拜阳明先生，先生去世后，文蔚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

本文是嘉靖五年(1526)丙戌，阳明先生在越城写给聂文蔚的回信，着重阐述了万物一体之思想。

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忘，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

《答聂文蔚》之一（第20天）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

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